秦有函谷，楚有方城。楚国由春秋初年的“土不过同，”发展到其后的“控霸南土，”问鼎中原，方城在楚的军事征伐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明嘉靖《南阳府志》说方城：“二水绕于前，方城镇其后，大乘峙其左，罗汉拱其右。唐邓宛叶之通途，汴洛荆襄之门户。”
　　关于楚方城的历史学探讨，前人及当代学者已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和尝试。1近年来，随着楚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楚方城的修筑作为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重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人们对楚长城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其研究方法已从传统的史学领域延伸到田野考古学，不少学者亲临实地寻访古迹，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可信的历史文献，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楚长城的修筑作以简要的分析，在筑城年代上阐述一些个人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同仁们指正！

　　一、方城的地域

　　1、“方城”的地望

　　1957年，在安徽寿县发现了四枚“鄂君啓金节”其上节文清晰，铭文中有“自鄂往，庚邡，庚邡（上成下土）……”。“邡（上成下土）即方城，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即其地。”2《春秋左传》僖公四年楚使屈完语齐桓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
　　晋人杜预作注：“方城山在南阳叶县。”《后汉书·郡国志》也说：叶有长山，曰方城。”《国语·齐语》称桓公征楚时说：“济汝，逾方城，望汝山，使贡丝于周而反。”三国人韦昭注：“方城，楚北之危塞也。”
　　考这一时期的史料中所提及的方城，其所处的地域范围大致有二：一庸地方城；二楚北方志。庸地方城，在今湖北竹山县东南三十里。庄王三年灭庸，始为楚有。其地处汉南鄂西山地，偏于隅，不通华夏，在当时的历史形势演化中年居地位较轻，与历史上所称的方城相去甚远。纵观历史上所说的楚方城，一其地理位置处在楚通华夏的“夏路上”，“楚适诸夏，路出方城，”3具有关隘要冲的性质；二与当时各国之间的军事征伐息息相关，又具有防御屏障的军事功能。楚北的方城，位于伏牛山脉的东端、南阳盆地北上的要道，东南和桐柏山、大别山相望，并且共同构成对盆地的环抱之势。历史上通常所说的楚方城应即此地之方城。

　　2、方城的“内涵”

　　考楚北方城，古籍中虽多有记载，但其所指却不同。“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屈完拿方城和汉水对举，比照之中告诉人们，方城即为方城山。杜预也说：“方城山在南阳叶县。”《后汉书·郡国志》：“叶有长山，曰方城。”《通典》卷一七七唐州方城县条说：“有方城山，一名黄城山。”《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方城山在许州叶县西南十八里，”即今天的黄城山所在地。
　　“方”“黄”二音相近，后世的黄城山可能由当时的方城山讹传而来。
　　春秋之世，奴隶制礼乐崩坏，诸侯纷争，各诸侯国弱肉强食，互相兼并。到战国时期，一些较小的诸侯国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筑城自守，巩固边防。秦“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4赵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5公元前312年，楚国违约合纵而招怨于韩，韩魏南下侵楚。其后，齐韩魏又数次南下入侵。在这种形势下，楚人因山设险，依靠方城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南北联络数百里，”6在楚国北部筑起一道军事防御屏障，“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7“方城”也因而成为楚北长城上的边关要塞。《淮南子·坠形训》说山有九塞，方城居其一。《战国策·秦二》张仪说楚怀王语：“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方六百里，”东汉人高诱作注：“关，楚北方城之塞也。”
　　《春秋左传》文公三年：“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即临方城之门，同属此意。今方城县独树乡中辛庄村大关口仍部分地保存有当时楚长城要塞的旧貌和体制。大关口东西两侧伏牛山诸峰对峙，在两侧的山坡上分别筑有土石城墙。城墙东西走向，南北并列成两道。“整个城墙遗迹，西部垒墙为固，东部连山相接，南北城墙似两道防线配置，完全是军事要塞体制，不似一般城堡。”8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修筑的长城，由于地处中原，汉及其以后各代在此活动频繁，当时的遗存多遭破坏，现在的大关口是否就是楚的方城之“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实。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方城”的称谓，应因方城山而得。楚长城的修筑不但在其北境竖起了一道军事防御屏障，而且方城山一带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长城上的一处边关要塞。进而又发展成为对方城山、方城塞周围一带地域的通称，《战国策·秦三》谓魏冉语：“韩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郑，”即为此意。

　　3、楚长城的起止、分布

　　楚长城由于地近中原，历史上社会活动频繁，古长城遗迹多遭破坏。各诸侯国自成一体，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受社会局势和国力等各方面的限制，当时的长城在规模上也不可能有以后秦长城的雄伟和壮阔，再加上北部连山相接，“无土之处，累石为固，”
　　这也是楚长城遗迹保存不好的原因之一。
　　关于楚长城东面的情况，南朝文学家盛弘之在《荆州记》中多有记述。《水经注·卷三十一·（氵舞）水》引盛氏之言说：“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达比阳界，南北联络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犨县故城在今鲁山县东南六十余里。叶故城在今叶县南稍西三十里。《水经》：“瀙水出（氵舞）阴县东上界山。”《水经注》：“郭景纯注，……出葴山，许慎云出中阳山，皆山之殊目也。”阴，汉旧县，后改为泌阳，明嘉靖《南阳府志·古迹》泌阳条：“按《通典》云：‘汉舞阴县故城在今县北，’”舞阴同（氵舞）阴。比阳即今唐河，明嘉靖《南阳府志·古迹》唐县条：“比阳城在县东，汉县，属南阳郡。”盛弘之为南朝时人，所撰《荆州记》主要记述荆州地区的郡县城郭、山水名胜，该书记述翔实，语言峻洁，为其后的许多著述所引用。笔者认为，南朝距战国相去不远，当时的楚长城远比现在保存得显见和完整，此说的可信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西面长城，《括地志·内乡县》：“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北连翼望，无土之处，累石为固。”穰有南北二城，在今邓州城外。翼望山，《水经注·卷二十五·湍水》：“湍水出弘农界翼望山……东南流，经南郦县故城东。”康熙《内乡县志》山川条说湍水发源地在今县北一百里。按此来推测，翼望山在今西峡、内乡、南召三县的交界处。郦县故城，据明嘉靖《南阳府志·古迹·内乡》：“郦县故城，俱在县北屯头保，汉属南阳，晋因之。”《水经注·卷三十一·（氵舞）水》：“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今内乡县北有长城河，发源屈原岗，东流入湍，应因楚长城而得名。由此来看，楚长城的西面，北起今内乡北境的翼望山，沿湍河南行，到达今郦县故城，再向东，约至今内乡镇平两县交界之地南入穰，即今邓州城外。
　　楚长城的北面于史籍无考，历代地理学家也没有详尽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一·（氵舞）水》：“郦县有故城一面……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若南北虽无基础，皆连山相接。”其后的学者多从此说，认为长城作为防御性军事设施，以阻断交通、屏藩御外为目的，自叶以西至翼望山，伏牛山脉的东端东西横亘，峰峦叠嶂，客观上起到了对南阳盆地的藩篱作用。楚人依山为城，于险设关，便在此设下了一道牢不可破的防御屏障。

　　二、楚方城的筑城年代

　　楚方城的筑城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这就给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探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张维华先生经过对大量历史文献分析，认为楚长城建于“怀襄之际”；尚景熙先生则认为：东侧的楚长城“建筑时间应是楚文王时期，”西侧则为战国时所筑。9那么楚长城究竟建于何时呢？
　　《水经注·卷二十—·汝水》：“楚盛周衰，控霸南土，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城。”《括地志·内乡县》：“楚襄王控霸南土，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通华夏，号曰方城，”有人根据后者认为楚长城筑于顷襄王之时。然而。这两载文献内容相同，应当同出一处。《括地志》成书于初唐，是当时的一部总地志，材料来源本引郦氏之说，作者将“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改为“楚襄王控霸南土；争强中国，”这是《括地志》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年代的主观臆测。纵观楚国的发展史，春秋之世楚人无筑长城的可能。楚本南方一个异姓封国，早在春秋初年还“土不过同”。10（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楚人不满周初的分封，武王、文王时期开始开疆拓土，强大起来。武王三十五年伐随，文王二年伐邓，六年伐蔡。楚国通过一系列的征伐战争，扩大了疆域，使“楚地千里，”11楚在各诸侯国的地位迅速提高，同时也对中原各国构成很大威胁。成王恽元年，周天子对楚使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成王三十九年，“楚使申候将兵伐齐，……齐桓公七子皆奔楚。”庄王八年，“伐陆深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召各诸侯会明盟于申，楚在各国之间实际上处于盟主地位，楚势力在春秋之世达到了鼎盛时期。平王即位以后内修政治，外恤诸侯，楚依靠其军事大国的雄厚基础，步入了军事外交上的一段和平时期，同时也揭开了楚国势力走向衰败的序幕。平王十年，吴伐楚，“楚恐，城郢。”用王元年，“吴兵数侵楚，”“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徒都鄀。”
　　楚由春秋初年的“上不过同，”发展到庄王时期的“观兵于周郊”，这与楚国历代统治者们不安于现状，勇于黩武拓疆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周夷王时楚就开始了向周围地区的征伐，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武王时伐汉东大国随，就充分暴露了楚“欲以观中国之政”的野心。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楚在春秋之世不可能在其北部边境修筑防御性的长城的用以自限，相反，楚灵王元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栎、郏。12春楚灵王十年”
　　“楚子城陈、蔡、不羹。”13楚平王六年，“大城城父”，14巩固其在北部边境的原有势力，“以持其世，”15同时作为进一步进攻中原的据点。由于楚集中力量北侵，南方相对空虚。平王以后，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数次侵楚，“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16地处楚北的蔡国因此“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17由于吴的一再入侵，昭王十一二年，楚不得不“北徒都鄀”。在这种情况下，楚不在其东境构筑防吴的军设施，就更不会在其北境修筑长城。
　　楚方城的修筑不在春秋，必在战国无疑。南阳盆地不仅处在楚通中原的“夏路”上，而且以其膏腴之地成为楚国的兵赋要地。
　　楚国北侵中原，申息之师是其主要的军事力量。《国语·吴语》：“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踰诸夏而图东国。”《战国策·西周》：“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间？”方城之分内外，其战略地位与函谷之限东西相同。《战国策·楚三》桓臧为睢谓楚王语：“……二人将收韩魏，轻仪而伐楚，方城必危！……魏不合秦，韩亦不从。则方城无患。”方城形势对楚国的重要，自可想见。
　　考察楚长城的走向和分布，可见其目的主要是防御来自西方的秦和北方中原诸国的威胁。秦人侵楚，大概始于公元前340年封卫鞅于商，楚宣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唐人张守节《史记·秦本纪·正义》：“商州商洛县在州东八十九里，鞅所封也。”商在武关以西，本为楚地，后为秦有。秦有商以后，直逼武关，为东侵楚国做好了准备。公元前312年，秦因失约于楚引起秦楚丹阳之战，秦乘机占领汉中。楚也因违背六国合纵之约而引起五国的不满，韩魏因此“南袭楚，至于邓。”第二年，秦“分汉中之半以和楚。”其后，又“又复与楚上庸”，秦楚关系渡过了一个稍微缓和时期。但是，这时秦国已据有汉水上游，随时都可以对楚发动进攻。怀王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公元前298年，即顷襄王元年，秦以楚怀王作人质，要楚“割巫、黔中之郡”而“不可得”，秦发兵攻楚，“取析十五城而去。”析，汉属弘农郡，今河南淅川一带18（一说在今西峡境内）。19公元前292年，即顷襄王七年，秦“攻楚，取宛。”20宛城陷落，楚人自然不会在宛城外围修筑长城。《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之，召而问之。对曰：‘……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由此推知即可能为与析同时沦为秦有的十五城之一。郦城沦陷，楚长城自然不会再经郦城，楚长城的建筑应当还在此之前。考察战国时期秦楚的关系史，可以认为楚西面长城的修筑年代应定在楚失汉中之后和秦取析十五城之前为宜，即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到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之间。这一时期，秦占据汉水上游，对楚军事上处于主动地位；秦楚关系相对缓和，也给楚修长城在时间上提供了可能，这两方面促成了楚国迫切地在其西境修筑一道战略屏障。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修筑长城用以自守并不自楚始。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21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22赵肃侯十七年（公元前333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23中原诸侯南侵，早在楚悼王时就已开始。悼王十年（公元前391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肃王十年（公元前371年），“魏取我鲁阳。”威王十一年（公元前329年），魏伐楚，“取我径山。”三晋势力一再南下，对楚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襄陵，在今河南睢县。方城与襄陵有三、四百里之遥，楚国能在襄陵破魏，取得八座城池，并且对齐国构成威胁。自然不具有在方城修筑长城的外部条件。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韩魏袭楚，“至于邓。”邓，在今漯河市附近。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军唐昧，取我重丘而去。”重丘，大概位置在分泌阳县东北。《史记·秦本纪》也说：“八年（按：应为秦昭王六年）……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这次秦与齐、韩、魏共同出兵伐楚，应是兵出函谷，取道中原南下。攻楚方城，取重丘，应是方城的外围争夺战。否则，如果四国攻取方城，边塞已失，长城防线已破，宛城自然不可以守，也就不会有顷襄王七年秦“攻楚，取宛”之事。由此推测，楚长城的北面和东面应建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之后到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之前。
　　综上所述，春秋之世，楚人积极扩张，争霸中原，没有修筑长城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方城仅具关塞之形势，不具长城之规模，战国中期，各国之间征战频繁，弱肉强食，争霸天下，一些小国在危难之时，为了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修筑长城巩固边防，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防赋手段。南阳盆地西出武关可通秦，北出方城通中原，为楚国兵要地，且周围具有天然形势可守。楚怀王时期，秦和韩、赵、魏同时伐楚，直逼盆地外围，在这种形势下，楚人连山为固，修筑长城，西议拒秦，北拒韩、魏，就成为一种迫切需要。比较秦和韩、赵魏对楚的进攻形势，作者认为：楚长城的西线、北线、东线的修筑大致为同一时间，即为楚怀王中后期。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陈长山老师的大力支传，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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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对楚方城的研究中，以张维华先生的《楚方城》（《中国长城建制考》，中华书局，1979年）为最全面，作者在该文中对方城的地望、分布及筑城年代等都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2.郭沫若：《关于鄂君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4期。
　　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引》注。
　　4.《史记·秦本纪》。
　　5.《史记·赵世家》。
　　6.《水经注·卷三十一·氵舞水》。
　　7.《水经注·卷三十一·氵舞水》。
　　8.王彦芬：《楚方城考》，《楚文化研究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
　　9.尚景熙：《楚方城及其与楚国军事关系》，《中原文物》1992年2期。
　　10.《春秋在传》昭公二十三年。
　　11.《史记·越世家》。下文所引文献，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此处。
　　12.《春秋左传》昭公元年。
　　13.《春秋左传》昭公十一年。
　　14.《春秋左传》昭公十九年。
　　15.《春秋左传》昭公十九年。
　　16.《春秋左传》定公四年。
　　17.《春秋左传》定公四年。
　　18.文必贵；《河南淅川下寺龙城与楚析邑》，《考古》1983年第6期。
　　19.陈昌远：《上鄀府簠与鄀国地望考——河南古国史研究之二》，《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
　　20.《史记·秦本纪》。
　　21.《史记·秦本纪》。
　　22.《史记·赵世家》。
　　23.《史记·赵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