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第一雄关”匾额考

　　明代长城上有两座关城曾经挂过“天下第一雄关”匾额，一处是嘉峪关，另一处则是居庸关。
　　居庸关和嘉峪关悬挂“天下第一雄关”匾额的最早时间都已不可考。但早在清朝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五月初三日，有一位叫钱良择的旅行家随军前往蒙古，写了《塞外纪略》一书，记述了这次旅行的途中见闻，他写途经居庸关时曰：
　　初三日甲戌，天晴无风，山行竟日。石路崎岖，时蹶马足。两峰壁立，中为通衢，愈登愈高，不知其所止极。十五里至居庸关城。城门额曰“天下第一雄关”，盖京师北面之极冲。
　　居庸关城门上有“天下第一雄关”门额为钱良择亲眼目睹，当不为虚。
　　嘉峪关关城西门外现在矗立着刻有清朝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肃镇总兵李廷臣书写的“天下雄关”四个大字的石碑。据文献记载嘉峪关西门城楼上也曾悬挂过“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林则徐遣戍伊犁，沿途每日记述所行里程、经由山川道里、官员酬酢往还等见闻。以后，他将西安至伊犁途中日记删削整理为《荷戈纪程》一书。书中记述九月初八日出嘉峪关时曰：
　　今晨起行，余策马出嘉峪关，先入关城。城内有游击、巡检驻扎。城楼三座，皆三层，巍然拱峙。出关外，见西面楼上有额曰天下第一雄关。
　　这是目前所知有人亲眼目睹嘉峪关悬挂此匾额的最早记载。据《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记载，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初次驻节肃州时，发现嘉峪关失修已久，边墙四处坍塌，已是有关等放无关。放是左公下令一律整修，并亲题“天下第一雄关”横额，安置于关头，字大于头。有人写诗赞美左公所写这幅匾额曰：“左侯昔日受降归，釃酒临关对落晖。额书六字神飞动，想见如椽大笔挥。”（见《午阴精舍诗草》卷七）。由此可知林则徐所见的匾额，此时已经不存，左宗棠又重写了一幅。左公所写匾额亦有人亲眼目睹，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温文英因组织救国运动赴京请愿，被发配新疆，他在《昆仑旅行日记》中云：“余与折君登沙坡上见关外三面皆高山环抱，一面则雄关屹峙，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慨，诚险要也。回望关上城楼三层，额书天下第一雄关”。以后，由于战火，嘉峪关西城楼焚毁，左宗棠所书匾额也已失所在。
　　山海关东门城楼上明朝中叶书写的“天下第一关”匾额举世闻名。其实，明朝中叶也称居庸关为“天下第一关”。现居庸关南门外马神庙东南的山坡草野中有一通明朝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立的“重修隆庆卫儒学碑记”，碑记中称居庸关为“东连古北、辽海，西接上谷、云中，南通京师，北枕永宁，为京师之北门，乃天下第一关也。”此碑文收录在《西关志·卷十》，现在八达岭关城西门门额上书“北门锁钥”就是居庸关是“京师北门”的呼应。如果当时有那位书家墨客、文臣武将将这两句誉美之词镌刻成碑，涂写成匾，也有可能居庸关就被誉称为“京师北门”或“天下第一关”了。
　　长城上关隘的称谓不仅在漫漫历史变迁中常常更换。如紫荆关历史上曾称五原关、五阮关、子庄关、金坡关、紫金关。而且还有正式名称和誉称的区别，居庸关、山海关、嘉峪关、娘子关、紫荆关、雁门关都是有史籍记载的正式名称，这些名称有的是以关隘所处地理名称命名，嘉峪关因处嘉峪原上得名；雁门关因位于雁门山而得名；有的以其所处的地理形势得名，如山海关因倚山面海而得名；紫荆关则以其地盛产紫荆而得名，娘子关则是因传说唐朝的平阳公主曾率领娘子军驻守此关而得名。
　　同时也有许多文人墨客，俗俚乡人为长城上的名关险隘起了誉美之称，如山海关为“天下第一关”；嘉峪关为“天下雄关”；娘子关为“天下第九关”等等。这些誉称并非官方命名，也无需官方认可，官方文件中也多不列入，只在口碑中流传或刻在碑文中或写在匾额楹联之上、方志艺文之中。时间久了，许多广传于世的誉称即不知其作者，也不知其书者。如著名的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匾额，即不知是谁作出这赞誉之词，对书法作者也众说纷纭。有的说为明朝中期严嵩所书，现在多数学者专家认为是明朝成化八年进士，山海关书法家肖显所书。
　　山海关、嘉峪关在清朝仍被视为军事重地，多次维修并驻兵防守，为人们所重视。关城内的碑、匾较好地保存下来，文人墨客也经常光顾，使它们誉称得到持久地流传。尤其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它们的名声更加显赫，这些誉称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居庸关自清朝统一中国以后，战略地位日益下降，关城破败无人维修，匾额丢失也无人问津。新中国成立后对八达岭长城进行了维修，并正式命名为“八达岭长城”，逐步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景点，而居庸关几乎被人们忘却，它的誉称已少有人知晓。最近居庸关修复，经专家论证，才又挂起了“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

　　二、居庸关和军都关考

　　居庸关，一般书刊介绍说因秦始皇曾迁徙“庸徒”居住故此而得名。其实，早在公元前247年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有始》篇中已称“何谓九塞？大汾、冥阸、荆阮、方城、肴、井陉、令疵、勾注、居庸。”可见居庸之名早在战国时期已有之，与秦始皇无涉。
　　《吕氏春秋》中称居庸为塞，《汉书·地理志》中才曰：“居庸，有关”，对军都只表示其是上谷郡之一县，并未指明其县有关。《续后汉书·郡国志》中居庸仍属上谷郡，军都已属广阳郡，此时两县分属两郡，都没有说其有关。《后汉书·寇恂传》中曰：“王莽败，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恂从耿况迎使者放界上。”也并未没有涉及有居庸关之语，但《水经注》在论及此事时曰：“耿况迎之于居庸关”，杨守敬在《水经注疏》此条下按语云“《后汉书·寇恂传》：更始使者徇诸国，恂从耿况迎于界上，亦不言居庸关，此（指《水经注》所言）盖本它家《后汉书》。”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中发现了耿况迎使者于居庸界上的壁画。壁画上画有一关，关形似桥，车马队伍通行其上，关下书有“居庸关”三字。这证实了杨守敬对《水经注》所言另有所据的推测，也证实在东汉时居庸县界上确有居庸关，而今本《后汉书》确有疏漏之处。
　　军都关与居庸关在南北朝以前为两关，至唐朝以后才视为一关，或称军都关、或称居庸关等。军都县两汉时已有之，军都山也见之于东汉典籍。查诸史籍，军都关之称，最早见于东汉末期的高诱，在为《淮南子·地形篇》天下九塞句作注时谓：“居庸在上谷沮阳之东，通浑都关是也”，其所称浑都关，我以为即以后所称之军都关。目前所见正史中首言有军都关者为《晋书·地理志》曰：“军都有关”。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故关名矣。更始使者入上谷。耿况迎之于居庸关，即是关也。其水导源关山，南流历故关下。溪之东岸，有石台三层，悉石也。盖古关之侯台矣。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址，崇墉峻壁，非轻工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邃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其水历山南，迳军都县界，又谓之军都关。”此所言与上文所言为同一东汉时事也，郦氏在《水经注》中明言居庸关是一座故关，在居庸县界；山南为军都县界，有一关隘“又谓之军都关”。
　　《魏书·地形志》也云：“军都，有关”。《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梁记六·武帝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又云：“八月，魏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反于上谷，……洛周围魏燕州刺史博陆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地督元谭讨之。景，爽之孙也。自卢龙塞至军都关，皆置兵守险，谭屯居庸关。”《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梁记六·武帝普通七年（公元526年）云“谭勒别将崔仲哲等截军都关以待之。仲哲战没，洛周又自外应之，腹背受敌，谭遂大败，诸军夜散。”
　　从以上文献，可以印证在北魏以前，居庸关、军都关为两关。胡三省在作资治通鉴注时也明示云：“考之汉志，上谷郡有军都、居庸两县，盖各有关。凡此屯守，皆以防杜落周。水经注，居庸关在上谷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军都关在居庸山南。”
　　将居庸关和军都关称为一关，始自于唐。《新唐书》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九·地理三云：“昌平。望。北十五里有军都陉。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款关，即居庸故关，亦谓之军都关。”虽此文中云，军都陉在昌平北十五里，居庸关在昌平西北三十五里。居庸关和军都陉不在同一方向，而且军都关不在军都陉内有些令人不解，但以后各朝之著作仍多沿用此说，至使今人以为自古至今军都关即为居庸关。
　　熊会贞在《水经注疏》按语中对这一变化过程综述曰：“《通鉴》胡注云《汉志》有‘军都’、‘居庸’两县，各有关，然郦氏言居庸关在居庸界，又谓之‘军都关’。《新唐志》以为军都关即居庸关。顾氏《昌平山水记》从之。而《寰宇记》亦云：军都山又名居庸山，在昌平县西北十里。盖古因山置关，南北相距数十里，在居庸界曰‘居庸关’，在军都界曰‘军都关’。分之则二，合之则一。故居庸关亦可曰‘军都关’，居庸山亦可曰‘军都山’也。”

　　三、下口和恒州

　　《北齐书·卷四·帝记第四》记载：（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是年，发夫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十九百余里。”
　　因郦道元在《水经注·漯余水》中云：“漯余水出上谷居庸关东。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故关名矣，更始使者入上谷，耿况迎之于居庸关。即是关也。其水导源关山，南流历故关下。溪之东岸，有石台三层，其户牖扇扉，悉石也。盖古关之侯台矣。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址。崇墉峻壁，非轻工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邃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其水历山南，迳军都县界，又谓之军都关。《续汉书》曰：尚书卢植稳居上谷军都山。其水南流，出关，谓之‘下口’。水流潜伏十许里也。东流军都县南，又东过蓟县北。”据此，后人多以今昌平县南口镇北通居庸关的山口为北齐天保六年修长城东端起点的“幽州北夏口”，并与《水经注》中的“下口”等同起来。同时也把北魏时与北齐时的恒州等同起来。在描述北齐天保六年所修长城的起止点时，就释为这道长城东起北京市昌平县南口镇以北的南口，西止山西省大同，全长九百余里。
　　为此，我曾多次到南口调查这道长城，除在南口山崖上发现有明代烽火台遗址外，没有找到任何早期长城的遗迹。访问当地群众，也没有关于这里曾有古长城的信息和传闻。查阅明、清方志，明朝《西关志》云：在紫荆关东北约二百里黄石崖口附近有一条古长城。《光绪昌平州志·土地记三上》曰“旧志，在州城西长城岭一带，雉堞甚古，疑北齐天保六年所筑。”而在同书《山川记第四》中曰：蓟邱集：“北山上平衍，西五里有岭曰长城。微有古堞剥蚀，传是秦皇之址，有泉出焉，曰马跑。又西二里有了思台，下台而西又十里皆峻岭也。灰岭险倍于长城，石如蛤粉。下山有城，是镇边之废邑。又西八里有城，是曰镇边。旧志：长城岭在城西禾子涧马跑泉迤东。按：马跑泉村在城西八十里，然长城岭西亘十余里，故城西九十里之村以横岭名也，镇边城在山下，亦在城西九十里”，其他史籍也有类似记载。但都距今昌平县甚远与今昌平县南口有长城之说无关。近年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的长城遥感测绘图上也没有显示自南口有一道通往山西的古长城。因此，有关北齐天保六年自幽州北下口至山西恒州修筑长城的文献记载就成了悬案。
　　为解开此谜，我1994年骑自行车自北京市至山西应县，对这一长城进行了追踪考察。1998、1999年又考察了东起山西省广灵县经浑源、应县、代县、山阴、宁武、岢岚西至山西省兴县黄河岸边的长城。考察中发现，除明朝长城外，还有一条古长城自山西省岢岚县阳坪乡松井村沿岚漪河东行，至王家岔乡折向北，沿山脊向北进入宁武县，沿管岑山北行，至宁武县与神池县北部交界处当地人称之为摩天岭的高山折向东，经盘道梁乡沿原平市牛食尧乡最北端的山脊，经山阴县、代县、应县、浑源、广灵、河北省蔚县南山北麓，再向东沿涿鹿县的西灵山东行，经谢家堡乡的孔涧村向东进北京市门头沟区东灵山北麓，再向东与明长城相重叠，经黄草梁、沿河城折向东北，经怀来县镇边城、横岭南（与《西关志》、《光绪昌平州志》记载相符）向东北与延庆县的八达岭长城相接。这道长城东行并未走向昌平县的南口，西端也未进入大同。
　　查诸古籍，发现“夏口”除南方之夏口与北齐修长城之事无涉外，有三处称“下口”。一是《水经注》说：下口在今南口。前已引原文，不再重复，后人多依此说。二是“居庸下口”，《魏书·卷八十二·列传七十·常景传》曰：“杜洛周反于燕州，仍以景兼尚书行台，与幽州都督、平北将军元谭以御之。……都督元谭据居庸下口。俄尔安州石离、冗城、斜盐三戍兵反，结洛周，有众三万余落，自松岍赴贼。谭勒别将崔仲哲等截军都关以待之。仲哲战没，洛周又自外应之，腹背受敌，谭遂大败，诸军夜散。诏以景所部别将李琚为都督，代谭征下口。”此文除表明北魏时，军都关与居庸关并非一关。也表明有一“下口”在居庸，而不在军都。第三处为“飞狐口下口”，《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梁纪八·武帝大通二年（公元528年）》胡三省对尔朱荣复上书中的“下口”注云：“下口盖指飞狐口”。
　　“居庸下口”我认为即当是今八达岭或青龙桥，即有古长城存在可以为证，也有前引古文献可考。“居庸下口”中之居庸当是指居庸县而言，据《水经注》北魏之居庸县在今延庆县东南，其南正是八达岭山口和通往青龙桥之山口，称八达岭山口或青龙桥山口为居庸下口，也符合中国“南下北上”的语言习俗。再据《新唐书》称：“昌平。望。北十五里有军都陉。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款关，即居庸故关，亦谓之军都关。其北有防御军，古夏阳川也。有狼山。”因其称关口之北有古之夏阳川，对北齐称其为“夏口”，也是个注解。
　　胡三省在对北齐天保六年修长城注中，也称：“幽州下口，盖即居庸下口也。”但接着云：“幽州军都县西北有居庸关。湿余水出上谷沮阳县之东，南流出关，谓之下口。‘夏’当作‘下’。”实地考察，及文献记载均无发源于沮阳以东南越大山，经居庸关，南流出关之水。《水经注》说经居庸关的漯余水是发源于关山（现此水发源于青龙桥附近）而不是发源于沮阳县之东。胡注此处有误，不可为据。
　　而胡三省在对公元528年尔朱荣复上书中的“下口”作注时，又称“下口盖指飞狐口”。
　　飞狐口本是一要隘，《元和郡县图志》云：“晋咸宁元年名注碑曰：‘盖北方之险，有卢龙、飞孤、句注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内外也。’”，古隘位于河北省蔚县南。飞狐道自古是山西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进入华北平原或经太行山东麓南进河南省的交通要道。由于其地形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西汉时，这条路自今河北省蔚县南，沿一条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逦百余里的山谷南行至今涞源县，再南经倒马关可至今河北曲阳、唐县一带，自此东行即进入今华北平原的保定地区。如从涞源东行经现紫荆关。通过今易县境，可进入华北地区的北部。由于早期的古道过于艰险。后世多有改变，多不再走西汉时的飞狐道和飞狐口。一般都把自山西省广灵县东行沿壶流河谷（古称沤夷河）进入河北省涿鹿县河谷道路，称之为飞狐道。如《后汉书·王霸传》，建武十三年，“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一些较重要的与之相通的南行道路也称之为飞狐道。如北魏六年太和六年（公元482年）秋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魏书卷七上·高祖纪第七上》。《元和郡县图志》则曰：“飞狐道，自县北入妫州怀戎县界，即古飞狐口也。”此处曰“县”是指唐飞狐县，即今涞源县北。唐人将北魏开的灵丘道及其经蔚县至怀戎县的路合称为飞狐道和飞狐口。明朝嘉靖年间所编的《西关志》曰：“梁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晋主李存勖大举伐伪燕，刘守光命周德威出蜚狐，与诸将会于易水。蜚狐（即飞狐），即今浮图峪也。”并称“蜚狐口东至关六十五里。”此道至今仍是自涞源北经涿鹿县，北至张家口地区，西至山西省北部的一条重要交通线。南北朝和唐朝也都利用过这条道路。据《魏书卷三·太宗纪第三》云：“泰常七年（公元442年），冬十月壬辰，车驾南巡，出自天门关（在今涿鹿县谢家堡西灵山东麓，一道古长城在此通过），逾恒岭。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余人。”明朝时也把这条通道视为军事防务要地，设有多道长城和关隘，这些设施至今犹存，大部分还保存尚好。
　　实地考察，确有明以前的古长城在飞狐古道穿过，封闭了飞狐古道通向山南的各隘口。考之文献，早之战国代赵、继之东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各朝都或多或少在这一带修筑过长城。
　　从北魏形势考之，自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怀荒镇民向镇将武卫将军于景请求赈济，于景不给，激起民愤，遂杀于景。正光五年三月（公元524年），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诸边镇汉夷各族响应。破六韩拔陵武川，攻怀朔镇。五月，魏军已失白道；七月，退守云中，北魏北方六镇大乱。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六月，破六韩拔陵起义失败。八月，杜洛周又起义于上谷（今北京延庆境），南围燕州。常景率部守居庸关和军都关，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春，正月，居庸关和居庸下口均告失守。五月魏燕州（今河北省蔚县、涿县境）失守，六月北魏前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恒州失守。此时，恒、代以北尽力丘墟，至年底，河北的平州（今河北卢龙县地）和范阳（今河北涿州）也被杜洛周占领，尚书兼行台常景也做了俘虏。至公元528年太行山以东地区已呈现各种势力割据状态。此时，尔朱荣复上书提出作战方略云：“贼势虽衰，官军屡败，人情危怯，恐实难用，若不更思方略，无以万全。臣愚以为蠕蠕主阿那镶荷国厚恩，未应忘报，宜遣发兵东趣下口以蹑其背，北海之军严加警备以当其前。臣麾下虽少，辄尽力命自井陉以北，滏口以西，分据险要，攻其肘腋，葛荣虽并洛周，威恩未著，人类差异，形势可分。”。胡三省为此“下口”作注云：“下口盖指飞狐口”。尔朱荣所提战略是由北海王所率军队正面防守北魏相州，相州冶所在今邺县西南的邺镇，辖区约当今河北省邢台、广宗以南，河南林县、汤阴、清丰、范县以北，山东武城、莘县以西地区。由尔朱荣防守太行东麓滏口、井陉著隘口及太行山以西地区，并进攻敌人之侧翼。建议请蠕蠕主阿那镶从“下口”方向进攻其背后。尔朱荣复上书，据《资治通鉴》所记，是发生在公元528年二月。此时，居庸关、军都关及山后之居庸县和山南之军都县为乱军葛荣及杜洛周余部所占。要阿那镶从居庸下口蹑其背，是相当困难的。而在此之前的一月，北魏行台杨津固守定州城已经三年，杜洛周起义军围之，而政府军不能救。于是：“津遣其子遁突围出，诣柔然头兵可汗（即蠕蠕主阿那镶）求救。遁日夜泣请，头兵遣其从祖吐豆发帅精骑一尤万南出；前锋至广昌（今河北省涞源县北），贼塞隘口，柔然遂还。”胡三省此条注曰：“广昌自汉以来属代郡。自广昌东南山南出倒马关，至中山上曲阳县，关山险隘，实为深峭，石磴逶迤，沿途九曲。”《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梁记八》他所形容的条路，从地理位置，及形势非飞狐莫属。他对事过一个月尔朱荣复上书中的“下口”注为“下口盖指飞狐口也”，当有所据。
　　综合以上史实、方志文献和实地考察的结果，我认为北齐天保六年修长城时的“夏口”，不是《水经注》中今昌平县南口镇所辖的“南口”。而是居庸下口或飞狐口二者之一，至于此飞狐口是指哪一个隘口，还待考。
　　恒州，是北齐天保六年修筑长城东端，今人多以为在山西省大同附近。而史籍中，南北朝时期有与论证此次修筑长城，曾称恒州的相关地名有二处。一是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迁都洛阳，由原司州改置的恒州，治所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古城）；二是东魏天平二年（公元535年）复置，侨置在肆州秀容的恒州。故治初在今山西省忻州市西北五十里，后又移至今原平县西南三十里的楼板寨。
　　据《太平寰宇记卷之四十九·河东道十·代州、宝兴军、云州》云：“孝文迁都洛邑改置恒州。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之北尽力邱虚，高齐文宣天宝七年置恒安镇，徙豪杰三千家以实之，今名东州城。其年，废镇又置恒州。”据此文，北魏太和十七迁都洛阳之后，原司州改为恒州，治所在今大同。另据《二十五史补编·清·徐文范撰·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载：恒州，治平城所辖有代郡、吐军、平齐、朔方及怀朔、怀荒、沃野、武川、抚冥、柔元、御夷、薄骨律。范围约相当于北达今内蒙古阴山南北；东达河北省丰宁县、赤城县和蔚县；西达宁夏、陕北；南至恒山山脉，地域非常辽阔。至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六月，恒州陷没。正如《太平寰宇记》所描述，恒代以北尽力邱墟。直至东魏太平二年在肆州秀容郡城侨置了一有其建置，而无管辖实地的恒州。初治在今山西省忻州市西北五十里，后废。又移治至今忻州市原平县西南的楼板寨。（据《山西历史地名通鉴》）
　　至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才又在今大同置恒安镇。同年，又废镇，置恒州。查诸史籍《太平寰宇记》此处称“又置恒州”有误，少一“北”字，当为北恒州。《北齐书卷十三·列传第五·赵郡王深》“八年，徵睿赴邺，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州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可以证明恒安镇在天保七年已改置为北恒州。
　　从以上文献可以知北齐天保六年修筑长城时，恒州仍侨治在秀容郡，而且尚未置北恒州。
　　在修筑这一道长城的前一年，即天保五年（公元554年）《北齐书·卷四·帝纪第四·文宣》云：“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山西通志》引《神池县志》云“黄华岭，在县南十三里，一名摩天岭，高齐之世所谓达速岭也。中峰高四十丈，周蟠七十余里，上有长城旧迹云。其东南界宁武，西北蹲乎神池者，过三十里焉。南距宁武六十三里。”在实地考察中，我也确发现有一道明以前长城在这一线山麓穿过。
　　因此，我以为天保六年所筑长城的“恒州”当是侨置在秀容的恒州。而不是今山西省大同附近的北魏时的恒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