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9月在北京举行。来自欧美、亚洲和中国大陆、港、台等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主旨思想是通过对长城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国际影响以及保护措施的研究，达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推动长城事业发展”的目的。现简述如下：
　　第一，关于长城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基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罗哲文的《中华悠久历史的丰碑，世界古代工程的奇迹》全面论述了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作用和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他在另一文中从南北文化交流的角度对长城进行观察，指出中国多民族文化交往不仅丰富了各民族自身和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内涵，而且也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古代围绕着长城南北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季羡林在《长城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一文里指出，长城之建出自防御，反映了中华民族厌弃战争、爱好和平的传统意识。台湾学者曾祥铎《万里长城的历史作用与价值》一文认为，地球的北半部条件优越，人类文明多由此产生，而北温带又是北半球的最佳地带。中国先民修筑万里长城，再凭借文化上的人道主义精神，成功地保住了北温带，其意义十分重大。陈连开的《万里长城说》认为，长城是中国古代农牧民族关系的产物，标志着农牧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与交融统一，它是农牧两大民族及其经济文化既矛盾又不可分割的反映。他强调指出，“对万里长城的心理反映一成不变的观念是不存在的”。曹大力也认为长城蕴织的思想内涵十分复杂，人们对其认识不一乃属必然。他提出在新时期把长城当做民族性格或文化精神的象征加以诠释时，应当选择那些最本质的特征、最能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内涵阐释弘扬。他认为，长城就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艰苦勤奋、坚韧刚毅、开拓进取和充满向心凝聚力、维护统一、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
　　第二，从各种视角探索研究长城，是本次讨论会的一个特点。韩嘉谷的《论前长城文化带及其形成》根据考古资料证实长城建造前，其地区已出现了一条彼此联系密切并拥有大量相似因素的文化带。至商朝晚期，该文化带基本形成，到春秋战国时代便出现了长城。驱动这个变化过程的因素一是自然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冷，北方农区退缩，牧区扩大；二是由此形成的农牧文化的差异及政治势力的对立。冯嘉苹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观察，得出长城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力量对峙较量“力”的平衡带的结论。作者认为，长城的修造，既不是强盛王朝的产物，也不是国力衰弱聊保边安的无奈之举，而是两种势力互相制约对峙又不能压倒对方的平衡工具（《万里长城的地理界线意义》）。李鸿宾论述了长城与中国王朝政治发展动向之间存在的关系。在作者看来，长城是历代王朝政治的产物。其自身的修建简明单纯，但若就王朝历史发展而言，则无不揭示出中华民族内部的各种政治斗争、经济互通、军事攻伐、民族融汇、文化交往的复杂情形。该文具体分析了长城与历朝政治走向结成的密切关系（《万里长城与历代王朝的政治发展》）。美国学者林霨也从政治角度研究了长城问题，他在《从战略角度看中国长城》文章中指出，在农耕与游牧势力对峙之间，农业地区靠学问和修身养性产生出来的道德力量不足以抵御北方游牧部族势力南下，用政治与游牧势力妥协的办法又被多数人所嫌弃。具体在明朝，当明初制定的打败蒙古的军事计划于15世纪中叶归于失败后，明廷作出的决定是既不攻打游牧势力，又不与之讲和，而是试图用修筑长城的办法去防御他们。作者的结论是：那些力量不强的朝代，都采取了修筑长城的方法。李凤山《论长城带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一文，总结出4点结论，即长城带是历代王朝的经济交流中心、文化交流中心，也是古代中国稳定和统一势力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形成的中心。李召朝的《论长城兴建的经济基础》指出，长城作为封建社会初期军事战略防御设施，其兴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且新的生产力推动经济关系急剧变革时，统治阶级为巩固发展自身政治地位及经济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卓有实效的办法。匈牙利学者王俊逸提交的论文《匈牙利人如何看万里长城》，一方面介绍了匈牙利人在过去150年来对中国长城调查研究的概况；另一方面对匈牙利人系匈奴后裔的传统说法予以否定，认为今日匈牙利人与欧洲芬乌语系民族有亲源关系，此前的匈奴人早已融入到当地各民族之中。孔繁德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长城之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长城既有保护农耕地区生态系统的作用，但也不容忽视对该区域环境的潜在破坏因素，这是导致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因素之一（《中国长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历史作用初探》）。
　　第三，长城做为意象加以探讨，也得到与会者的重视。杨辛从美学角度对长城的意蕴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长城体现的是一种壮美，其特征是以巨大的体积和深存的精神内涵，在刹那间震慑欣赏者的心灵，长城是那种阳刚壮美之气的典型代表（《长城若干美学问题的思考》）。台湾郑玉秀通过对唐朝文学作品的考察，揭示了古代文学家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谴责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奴役，以及他们反对战争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直接受制于传统的哲学思想（《文学的长城：唐朝以长城为背景的反战文学作品》）。台湾宋光宇重点介绍了长城意象在台湾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他指出：本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岛内外的各种交流，产生了文化认同与文化寻根的风潮。目前人们更关心的是在“中国”这个广阔的文化领域内，台湾文化究竟居于何种地位，这种形势直接引发了“长城意象”内涵的转变，该问题仍在探索之中（《“长城意象”在台湾社会的转变》）。
　　第四，长城的军事功能，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这次会议上，吉人的论文比较全面地总结了长城的军事意义，赞扬它是古代人类防卫设施的杰出代表，万里长城不仅体现在建筑上，而且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长城精神”（《万里长城——古代人类防卫设施的杰出代表》）。姚有志、毛振发对长城的军事防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长城之建多是封建王朝国力衰弱的无奈举措，反映出中原地区统治者的消极防御思想。它的修建甚至激化了军事需求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引起动乱（《古长城国防价值的再评估》）。范中义的《明代长城与边防战略》认为农业民族防备游牧民族南下只能是防守，长城的修建不仅能挫败敌方的进攻，而且也能使中原与塞外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孔令铜的文章《长城的历史作用及其辩证评说》对某些不加深入思索动辄毁誉的态度提出批评，阐明评说长城功过需要处理好国防投入的必要性和民众负担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不应走向鄙薄国防的极端。陈可畏具体讨论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修筑长城的情况，指明其修建动机是防备匈奴或东胡人南扰，长城果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秦统一全国后大规模增建奠定了基础（《论战国秦赵燕长城》）。史念海在《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一文中指出，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既利用了地理形势的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补葺了地理条件的不足。他以西北地区为重点，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冯恩学的《金代长城的战争观》认为金朝之筑界壕，是出自防御其北部游牧势力、保护自身的需要。当蒙古骑兵将西夏荡平后，只能采取迂回包抄、绕过长城灭亡金朝，足见金朝墙壕在军事防御中的重要价值。
　　第五，实地调查与考古发掘，是长城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近年来这方面成绩卓著。本次会议，欧燕和赵化成分别提交了两篇综述文章，即《我国长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早期长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前者重点论述了东周、秦、汉和金、明长城的考古发掘、学术研究以及存在的问题。后者是对60、7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早期长城调查发掘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彭曦的《十年来考察与研究长城的主要发现和思考》结合自身的实地体验就长城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看法，主张从基础工作出发，对长城应进行系统考察，在中国文化的总体把握中去研究。刘建华则就长城实地调查中应予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长城调查研究的若干问题》）。更多的文章则是就若干朝代或某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进行探讨。如徐苹芳的《考古学上所见的秦汉长城遗迹》认为秦始皇长城较战国时期北方诸侯国所建长城呈外拓趋向，汉代长城基本接复秦墙，在西北地区则大大超过秦始皇。张荣芳的《西汉长城的修缮及其意义》也重点强调了汉代河西长城的修造及其作用。徐乐尧的文章利用汉简专门研究汉代长城的后勤供给系统，作者详尽地研究了仓、库、阁三种机构及其职能（《汉简所见长城的后勤供给系统》）。李正宇则考察了敦煌境内的汉代边塞与警烽设施，为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提供了条件（《敦煌郡的边塞长城及警烽系统》）。关于北朝长城，艾冲考证了北魏和北齐长城的起迄地点，认为东魏、北齐长城是一个防御体系的不同部分，北周长城只是对北齐长城的增补（《北朝诸国长城新考》）。陆思贤和鲍桐对内蒙古地区的长城进行了考察和总结，陆文《内蒙古长城遗迹与有关研究课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全区长城的分布，鲍文只涉及包头与河套地区，但内容比较丰富（《包头及河套地古长城遗迹考察与研究概述》）。郑绍宗介绍了河北省的长城遗迹；郑孝夑重点考察了山海关、宣府和大同等重镇的建置布局，随文配置的图录十分珍贵（《河北省明长城部分段落的考察》、《长城沿线几个重镇城市的论述》）。任鸿魁专门探索明长城东端起点，认为东端位于今辽宁省丹东市鸭绿山边的虎山，而不是山海关。他建议将虎山段长城列为重点文物加以细致保护（《虎山长城的遗存情况与保护对策》）。
　　另外，陈述彭、黎风等人撰写的《从太空着长城》、《宁夏境内长城航空遥感调查研究》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长城开展研究的直接成果，目前已对北京、宁夏等地进行了勘测，成果丰硕，弥补了文献记载和个人踏查的不足，为今后对长城全线进行科学调查奠定了基础。
　　第六，长城的保护与开发，引起了中外与会者的高度重视。美国布洛迪在《尊重历史，构筑未来》一文中表示拟与中国长城学会合作，在长城重要地段设立工作组或工作站，使经济发展与长城文物保护结为一体。英国迪克斯更关注游人过多对长城文物造成负担过重的紧迫问题，他参照国外颁布的措施，针对长城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防御的捍卫——中国长城的保护与旅游业》）。李孝聪在其《对长城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措施的思考》文章中提出了修建旅游公路、修复城墙、建造长城史迹博物馆、重视环境保护及搞好宣传工作等意见。李庚结合北京司马台长城的修建也提出了开发使用长城的理论原则和技术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北京司马台长城段设计修建调查》）。看起来，长城作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其保护不只为中方学者所关注。
　　除此之外，本次研讨会还有许多文章涉及到长城区域的若干其他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代表性论文，主要有王子今的《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汉代河西长城与西北边地贸易》，韩光辉、李新峰的《北京地区明长城沿线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吴礽骧的《丝绸之路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敦煌悬泉遗址》，邱久荣的《两汉对高句骊的管辖》等等。其中敦煌悬泉遗址发现了迄今汉代最为完整的驿站面貌，出土的2万枚简牍和其他文物对研究汉代西北地区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这次会议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宣告了“长城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罗哲文、董耀会会撰的《长城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论文，阐明长城学是以长城为研究对象，涉及历史、军事、经济、民族、地理、考古、建筑、文学艺术、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等多学科多领域。它不仅在国内有着深厚的基础和久远的传统，而且受到世界各国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长城学科体系的建立，既是对前期研究工作的总结，又是今后向纵深综合发展的新起点。此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为今后更加密切协作、共同加强研讨保护长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