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长城和大运河，是中国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所刻划的两条有形的线。它们的长和大，存在的恒久，功能的显赫，影响的深远，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遗留所无可比拟的。长城内外，运河左右，无数的城市，又好像中国文化景观的星星，在太空中构成一幅幅美妙的图画。
　　现存的长城是明代整修的，大运河也经过明代的彻底疏浚才恢复功能。这两项中国古代伟大的工程，几乎就在北京附近交会；大运河的北端，距离长城不过引50多公里。长城曾经保护明代京师的安全，大运河不断给京师输送物资；特别是江南的粮食，通过大运河供应北方的政治中枢。长期以来，大运河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把最大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联系起来。

　　二、长城的发展

　　长城这条有形的文化界线，乃自然和人文的混合产物。换言之，也就是气候、植被和人类经济活动所交织的巨大文化之索，成为草原游牧和定居农耕的分野。东汉的大学问家蔡邕，早在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就说过“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
　　《史记·匈奴列传》（卷—一○）：“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易经》：“王公设险，以守其国。”
　　早在战国时代的後期，活动在中国北边草原地带的游牧部族，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北方寒冷而乾旱，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不如南方；南边定居农民较多的物质财富，诱发起他们嫉忌和掠夺的心理。为了抵御北方游骑的南侵，燕国、赵国和秦国，都在北边修筑了长城。後来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又把燕、赵、秦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这就是中国原始的长城，西起内蒙古狼山，循阴山山脉，沿西辽河岸，直达吉林，然後向南延伸到朝鲜平壤附近。在此一路线上，古长城的遗迹断续可见。在保存较好之处，残馀的士垣高至5——6米，夯筑的层次也清晰可辨。缺土之处，则用石垒砌。
　　原始的长城不但比一般历史学家所想像的长，东端伸入朝鲜半岛，而且位置也更北。其中赤峰到吉林的一段，要比现存明代长城向北推出120公里。
　　如果《诗经·出车》：“天子命我，城被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的城彼朔方一句，不是只造一座城，而是筑一条长垣。则中国北边长城的出现，又远在战国後期之前。1《通典》记载魏刀雍上表：“周命南仲，城被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又踵其事。”
　　《史纪·匈奴列传》（卷一一○）：“於始奏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2自代竝阴山下，至高阙为塞，3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於匈奴。……後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4
　　贾谊《过秦论》：“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史记·蒙恬传》：“始皇二十六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暴师於外十余年。”
　　杨雄也曾上书说：“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馀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
　　先秦之世。和匈奴邻接的秦、赵、燕三国，为防范匈奴而筑长城。内地的其他国家，如齐、楚、粱、魏等国，也互相猜忌，皆修筑长城。《竹书纪年》梁惠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又说龙贾率师，筑长城於西边。《太山记》云：“太山西有长城，缘河经太山，馀一千里，至琅邪台入海。”
　　《水经注》引《郡国志》：“叶县有方城。”盛弘之说：“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达泚阳界，南北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比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南北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齐成公云：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
　　《括地志》：“史纪赵成侯七年侵齐，至长城，云所侵处在密州南三十里也。”
　　《玉海》摘引《史记·匈奴传》：“诸侯畔秦，匈奴复稍度河南。冒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复收蒙恬所夺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元期元年（公元前128年）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言虏数千。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于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於河南，得首虏数千，羊百馀万。於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思固；汗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元朔二年也。其明年右贤王侵扰朔方。明年春汉遣卫青将六将军十馀万人出朔方高阙。明年春再出定襄。明年秋，昆邪王降，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骠骑封浪居胥山，是後匈奴远循，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天子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
　　秦代长城的最西一段，大致是从今天灵武、金积、中卫、靖边，经过兰州以迄临洮。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长城才向西延伸到了玉门关。当时的玉门关，在嘉峪关到赤金峡一带；很可能现在的嘉峪关，便是汉代的玉门关。後来敦煌设郡，玉门关才从嘉峪关附近迁到敦煌以西。新旧两座玉门关，东西相距350公里，而旧玉门关仍然设置为玉门县。5
　　现代地图上所见的长城，中段通过鄂尔多斯高原南边。但秦汉时代的长城，却沿阴山而筑，在现存长城以北四五百公里。明帝国的疆域，远比汉帝国为小。《汉书·武帝纪》（卷六）：“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馀里，威震匈奴。”接着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夏五月，“谴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三年夏四月，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6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
汉武帝长期以武力对付匈奴，使他的子孙得到此较平靖的边疆。长城曾起过隔绝胡、汉的作用。史称孝宣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玉海》（卷一七四）：“昭帝时匈奴入五原，攻塞外亭障。7时汉边郡侯望精明。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4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三年正月入朝，二月遣归。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孝宣、孝元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降者不得受。”
《汉书·宣帝纪》（卷八），有如下的一连串记载：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馀来降。……九月，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四年五月，匈奴单于遣弟呼留若王胜之来朝。五凤二年（前56年）冬十一月，匈奴呼遬累单于帅众来降，封为列侯。……三年春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往者匈奴数为边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绥定匈奴。虚闾权渠单于请求和亲，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击杀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閼氏子孙昆弟及呼遬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馀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
“四年春，匈奴单于称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
“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曰：……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速，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使有司遣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二月，单于罢归，遣长乐卫尉高昌候忠、车骑都用昌、骑都尉虎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诏北边振谷食。郅支单于远遁，匈奴遂定。”
　　西汉中叶的重大军事压力，逼使匈奴退到阴山以北。但他们是很不甘愿的，一有机会就要反击。当时鉴於势力衰弱，无能扰乱汉边，只好投降；8於是汉罢外城，省亭燧，给百姓休息。《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下）：“竟宁元年（公元前53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於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壻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後官良家子王樯字昭君赐单于。单于驩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缴，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後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後，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彊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巨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
　　此处所谓“塞”，便是长城及其沿边的要塞。汉朝和匈奴斗争，主要以长城为界，匈奴失败了，就退到阴山以北。上引侯应的一段话，是古代对阴山地理最好的叙述。明代的长城远在阴山以南，蒙古人的残馀部族，以阴山为根据地，不时出击，曾使中叶以後的明朝，疲於奔命而无法对付！详见下节。
　　汉代在长城沿线，遍设城堡和障塞。近年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包头、东胜、土默特旗、呼和浩特等地，已候现了这些城堡、障塞的遗迹共20多处。此等西北边疆的古城堡，位置皆在具有军事战略意义之处。为了加强边城的防御能力，往往同时建有外城和内城，形同“回”字。所有的边城，规模一般不甚大。例如呼和浩特东部、阴山山脚的塔布秃罗亥村的夯士版筑古城，外城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850米。就汉代文化残馀的分布情况观察，官暑系设在内城，居民或兵营则集中於外城南部。
　　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後，政权一经稳固，便常会以正统自居，把更北方的游牧部族视为敌人，称之为夷狄。拓跋部征服了华北，建立起北魏王朝，为了对付北边後起的柔然，也建筑长城来防御。利用长城来阻挡骑兵，多数场合颇有效果。《丰镇县志书·古迹》（卷二）：“古长城。厅治北察哈尔界，有古城址。相传秦始皇筑，土色皆紫，故名紫塞。按载籍云：秦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则云代在其中；或云今内三关之间有版筑迹，与起洮至辽海者为一城，为泰之长城；其在宣大以北者，起赤城，止五原，乃元魏泰常八年（423）所筑。按史纪赵肃侯筑长城，自云中以北至代；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秦并天下，北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是长城始於战国，而亘万里以为限者，特因其旧而增拓之。……大率赵、秦洎北魏旧迹，俱在明边垣之外；其在内三关者，疑齐、隋以後所筑，或北宋时遗址；绿宋时跨忻、代、应等州为界耳。”
　　《资治通鉴》：“高祖太和八年（484）九月，中书监高阊上表，以为北狄悍愚，同於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齎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历代能为边患。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请依秦汉故事，於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於其侧，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此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凡反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帝优诏答之。
　　世宗正始元年（504）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怀朔镇，诏车骑大将军源怀出行北边。（指授规略，随须兴发，皆以便宜从事）。怀至云中，柔然遁去。怀以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还至常代，案观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欲东西为九城，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作五十八条，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遥远；代表诸国，颇或外叛，仍遭旱饥，戎马甲兵，十分阙八。谓宜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剪讨。彼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魏主从之。
　　东魏孝静奇武定元年（543）八月，丞相欢筑长城於肆州北山，西自马陵戍，东至土隥，四十日罢。齐显祖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於海；前後所筑，东西凡三千馀里，十里一戍。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召沂州刺史韦冲为兼散骑常侍。时发稽胡筑长城，汾州胡千馀人在路上亡叛；帝召冲问计。对曰：夷狄之性，易为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臣请以理绥靖，可不劳兵而定；冲绥怀叛者，月馀皆至，并起长城之役。”
　　隋代再统一中国，北方的突厥渐见强大，於是又要修造长城。《隋书·文帝纪》（卷一）：“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六年二月丁亥，发丁男十五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9七年二月，发丁十万馀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十九年十月甲午，以突厥利可汗为启人可汗，筑大利城，处其部落。”
　　中原王朝的威力强盛，北方胡人的威胁减少，对长城就比较地不重视。唐太宗对长城的看法，足以说明此点。《玉海·唐长城》（卷一七四）：“地理志嬀州怀戎县北九十里有长城，开元中张说筑。东南五十里有居庸塞，东连卢龙、碣石，西属太行、常山，实天下之险，有铁门关。元魏以柔然寇边，自赤城西至五原，筑长城二千馀里。隋开皇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二万於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太宗贞观二年九月已未，突厥寇边，或请修古长城。上曰：朕方扫清沙漠，安用劳民。”

　　三、明代修筑长城

　　中国现存的长城是明代修筑的，称为边墙或边城，所费的人力、物资和时间，大得无法计算。这条边墙的所给予中国人的，是民族的心理安全感超过了实际的防御价值。《明史》最後三分之一篇幅所记载的事，很大部分发生在这条边墙的内外。
　　长城自从唐代起，修建少而破坏多。盛唐是一个扩张的大帝国，唐太宗击败突厥，被推举为“天可汗”之後，长城便逐渐失去作用，听其自生自灭，《唐书》中很少提到长城。五代以後，石晋断送了燕云十六州，长城东段深在辽国境内。建立辽国的契丹族，不断侵扰中原，而且骑兵南下常极迅速，这显然和没有地形、地物阻挡的事实有关。宋代的边患，东北边是辽，西北边是西夏；宋代只能在秦汉长城以南的边防线上，营建成串的城堡，以加强防务。
　　女真和蒙古，都是文化极落後的少数民族，曾相继给中原地区惨重的破坏。长城对他们来说，作用是相反的，多少会妨碍他们的行动，所以也只有损毁而无所建设。金代末年为了防御蒙古人侵略，曾草率地筑起一道很长的土墙，那是在东北地区的西边。对於太凶暴的蒙古人，长城的阻吓功用相对地缩少；蒙古兵进攻中都，居庸关一带的要塞并未发挥多大作用。
　　张德辉《塞北纪行》：“过鱼儿泊，……自泊之西北行四驿，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尽，亦前朝（金朝）所筑之外堡也。”
　　从唐太宗到明太祖，在这一段长时期内，长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说甚少，但明朝推翻了蒙古人的政权，形势起了根本的改变。明朝在开国之初，就无法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残馀势力。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多次被派率大军巡边，为的是要提防蒙古人卷土重来；即位之後，又五次亲自带兵北征。而病死在第五次亲征归来途中。後来国势转弱，蒙古人果然不断乘机南下侵扰了。
　　基於此一事实，所以明朝开国之後，就很注意北边的防务。《明史·兵志》（卷九一）：“帝（永乐）於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新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御暴之意，常凛凛也。”
　　当然，这片“峻垣深濠”，不是一下子造起来的。早在洪武初年，徐达和常遇春等大将奉命北征，破敌和筑城的任务几乎同样重要，包括修筑城池和长城，例如大同镇城，原为土城，便是徐达在洪武五年重新用砖包筑的。
　　明代长城通过的路线，和秦汉的长城有很大差异。就南北的位置说，明长城向南缩进的距离甚大。就东西的位置说，东段退缩，而西段较秦代的长城伸展。东起山海关，西迄嘉峪关，延长约5130公里，或一万华里，故称万里长城。（但起迄点的直线距离仅约2300公里。）其中接近京师的一段，建筑得特别坚固，使用材料极为讲究，所以保存也最完好。延庆县八达岭一带的长城，随着山岭起伏而蜿蜒。是观赏长城最好的地方，现已威为北京北边著名的游览区，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明代长城的东端是著名的山海关。倚燕山，傍渤海，形势险要，为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素有“京都锁钥”之称。山海关的东门，建有两层城楼，高达12米，悬有“天下第一关”匾额。登临其上，可南望大海，北眺长城；关山景色，无比壮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嘉靖山海关志》：“国朝洪武十四年，创建城池关隘。名山海关，内设山海卫，领十千户所，属北平都指挥使司。……山海关卫城之东门，国朝魏国徐公达所建，为朝鲜女真诸夷国入贡及通辽商贾所由；关法稽文凭验年貌出入，禁辽卒逋逃，并商货非法者。……卫城周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高四丈一尺，土筑，砖包其外。自京师东，城号高坚者，此为最大。门四，在东南西北方；门各设重键，上竖楼橹，环构铺舍，以便夜巡。水门三，居东、西、南三隅，因地势之下，泄城中积水而引以灌地……池周一千六百二十丈，阔十丈，深二丈五尺，外有夹池，其广深半之，潴水四时不竭。四门各设吊桥，横於池上，以通出入。”
　　《大明一统志》：“山海关在永平府抚宁县东（按抚宁县在临榆县西南），其北为山，其南为海，相距不数里许，实险要之地。本朝魏国公徐达，移榆关於此，改今名。”长城从燕山山脊蜿蜒而下，似一巨龙，和关城相接，然後复迤逦南去，一直伸到渤海之滨。万历七年（1579），戚继光在城南海滨增筑入海石城七丈，是为长城的起点，其地名“老龙头”。
　　明代长城大部分用砖石砌筑，工程极为浩繁。以北京西北的八达岭一段为例：墙身用整齐的条石和特制的大型城砖砌成，内填泥土石块，平均高6.6米，墙基平均宽6.5米，顶宽约5.5米。墙身南恻，每隔70——100米就有门洞，循石梯可通墙顶。墙顶使用二、四层巨砖铺砌，宽4.5米，可容五马并骑。墙上还有砖砌的女墙和垛口，用以了望和射击。城墙上每隔不远，筑有巡逻放哨的墙台或敌楼。
　　长城大多是依循山岭、河谷，或遮阻荒漠而行，为了要发挥防御作用，必须随地势起伏边择险要之处修筑。不少地段，坡度十分陡峭，施工极其困难。有的石条一块长达2米、重约1吨。当时仅将大量的石条、城砖和石灰等材料运送上山，就是一项极端艰巨的工事。
　　在特别险要之处，还建筑关塞，修成双重或多重的城墙，层层设防。古称“堑山堙谷”或“用险制塞”，便是从修筑长城体会得来。在长城两侧的制高点，每隔一定距离兴建烽火台，发现敌情就点燃烽火，（白昼燃烟，夜间举火），传递紧急的军事情报。
　　太空人离开地球表面，最後所能望见的就是我们伟大的长城。长城的体积，估计包容了150,000,000立方米的泥土以及50,000,000立方米的砖和石块。它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巨构，并且也将是最後的巨构！
　　在长城的沿边，驻有重兵，设置九镇，称为九边。《明史·兵志》（卷九一）：“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代的九边或九镇，具分段划区设防的性质：（一）辽东镇，镇治辽东司或广宁，在今辽宁省辽阳市；（二）蓟镇，镇治蓟州，在今河北省蓟县；（三）宣府镇，镇治万全都指挥使司，在今河北省宣化；（四）大同镇，镇治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五）山西镇，亦称太原镇，总兵驻偏关，今山西西北角的偏关县；（六）延绥镇，亦称榆林镇，镇治在榆林堡，今陕西省北部榆林县；（七）宁夏镇，镇治宁夏镇城，即今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八）固原镇，镇治在固原州，今宁夏自治州固原县；（九）甘肃镇，镇治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即今甘肃省张掖县，有说在固原。罗洪先《广舆图》的规明中，有如下的资料。

　　明代的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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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名　　│　卫数　　│　所数　│　马步官军人数　│　马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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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东　　│　　25　　│　11　　│　　　99,875　　│　907
　蓟镇　　│　　—　　│　—　　│　　　78,621　　│　＿
　宣府　　│　　15　　│　66　　│　　　126,395 　│　66,980
　大同　　│　　8 　　│　7 　　│　　　54,154　　│　46,944
　山西　　│　　—　　│　—　　│　　　49,250　　│　44,295
　宁夏　　│　　2 　　│　4 　　│　　　30,787　　│　4,180
　固原　　│　　3 　　│　4 　　│　　　28,830　　│　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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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残余势力的分批侵扰，着重於长城中段，他们显然利用阴山为根据地，不断分头出击。稍後又深入到鄂尔多斯高原。孝宗弘治一朝（1488——1505）的最后数年，《明史·孝宗本纪》就有如下的纪录：
　　“十三年夏四月，火筛寇大同，游击将军王杲败绩於威远卫。……冬十月，小王子诸部寇大同。十二月辛丑，火筛寇大同，南掠百余里。是年，小王子部入居河套，犯延绥神木堡。”
　　“十四年夏四月，火筛诸部寇固原。……秋七月丁未，泰宁卫贼犯辽东，掠长滕诸屯堡。……闰月乙酉，都指挥王泰御小王子於盐池，战死。八月火筛诸部犯固原，大掠韦州、环县、萌城、灵州。己巳……火筛诸部犯宁夏东路。”
　　“十七年夏六月癸未，火筛入大同，指挥郑瑀力战死。”
　　“十八年春正月已丑，小王子诸部围灵州，入花马池，遂掠韦州、环县……甲辰，小王子陷宁夏清水营。”“五月戊甲，小王子犯宣府，总兵官张俊败绩。”（见《明史·武宗纪》）
　　其後在正德朝乃至嘉靖初年，小王子还不断犯边。接着就是俺答。甚至连小小的土鲁番，也来欺侮明朝。“嘉靖三年（1524）九月丙戌，土鲁番入寇。围肃州。”肃州就是酒泉，在嘉峪关内。
　　明朝应付蒙古人的侵犯，只能不断的加强防御，根本丧失追击的力量。鄂尔多斯南边的一段长城是这样筑起来的，榆林城的军事重要性，也到这个时候才显示出来。
　　《明史·兵志》（卷九一）：“成化七年（1471）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大筑边城。先是，东胜设卫，守在河外，榆林治绥德。後东胜内迁，失险，捐米脂、鱼河地几三百里。正统间，镇守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城，建缘边营堡二十四，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军分戍。天顺中，阿罗出入河套驻牧，每引诸部内犯。至是，子俊乃徙治榆林。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二百馀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内复堑山堙谷，曰夹道，东抵偏头，西终宁、固，风土劲悍，将勇士力，北人呼为橐驼城。”
　　同书同卷：“弘治十四年（1501）设固原镇。先是，固原为内地，所备惟靖虏。及火筛入据河套，遂为敌冲。乃改平凉之开成县为固原州；隶以四卫，设总制府，总陕西三边军务。是时陕边惟甘肃稍安，而哈密屡为土鲁番所扰，乃敕修嘉峪关。”
　　为防边而建筑的城堡，不断地受到敌人破坏，可说是边造边毁。《明史·世宗纪》（卷一八）：“（嘉靖）三十六年春二月，俺答犯大同。三月壬午，把都儿寇迁安，副总兵蒋承勋力战死。是月，吉能寇延绥，杀副总兵陈凤。……九月，俺答子辛爱寇应、朔，毁七十馀堡。冬十一月丁丑，辛爱围右卫城。”
　　山西的北部，在地形上好似蒙古高原向南突出的部分，对於北京附近的华北平原，有居高临下之势。故在战略上十分重要，成为九边或九镇的核心地带。这里城堡建筑最多，长城是双重的。宣府和大同，是长城边防的要冲，而大同又常被称为九塞之冠。
　　《险隘考·大同总镇图》说：“我朝设大同府，建代藩。永乐七年置镇守总兵官，於是大同称镇。是镇也，北扦胡虏以控带幽燕，南总三关以招徕晋魏；翼卫陵寝，屏捍神京，屹然甲九塞焉。正统後虏酋淫逞，剽掠不时，东胜失守，云玉中徒，一墙之外，豺狼所嗥，……嘉靖中俺酋猖獗，遂令邑无完雉，堡尽血燐；边氓褫魄，则惟窃出从虞耳。……先筑弘赐等内五堡於东，嗣筑镇羌等外五堡於西；既剏靖虏、灭胡诸堡以壮声援，又於塞外筑拒墙五堡以厚蔽肩，……复以守塞之道，以为守长城必附台，以利傍击；台必置屋，以便瞭卒。西起丫角山，东止李信屯，延袤三百余里，森列敌台暗门，……万历初更筑大边五百六十馀里，又筑三屯、马营、桦门等堡。”
　　在大同总镇的辖区，我计算一下，共有72座城堡，827个边墩和813个火路墩；不靠边的地区，没有边墩，而只有火路墩。例如新平参将所管辖的防区，分边长46里，共有边墩82个，火路墩43个。其中平远堡的边长12里，有边墩20个，火路墩13个；新平堡的边长18里，有边墩26个，火路墩16个；保平堡的边长7里，有边墩18个，火路墩11个；桦门堡的边长9里，有边墩18个，火路墩3个。《险隘考》所附的城堡图，有简要的文字说明。例如平远堡，在城墙之内注写：“城周二里八分，高三丈五尺。内驻守备、坐堡、把总各一员，旗军六百七十三名，马骡二百八十一匹头。”城外又注写：“东至宣府西阳河五里，南至宣府李信屯三十里，西至新平堡十五里，北至边墙七里。”城北和长城之间有旧马市。

大同总镇的城堡　共计72座

城堡名称	城周	高度	驻军人数	马骡数	建置经过
平远堡	2里8分	3丈5尺	673	281	嘉靖25年土筑，龙庆6年砖包。
新平堡	3里6分	3丈5尺	1642	596	同上
保平堡	1里7分	3丈5尺	321	18	同上
桦门堡	7分	3丈9尺	297	8	万历9年设，19年砖包。
永嘉堡	2里5分	3丈6尺	307	18	嘉靖37年设，万历19年砖包。
瓦窑堡	1里6分	3丈5尺	452	21	嘉靖37年设，龙庆6年砖包。
天城堡	9里有奇	3丈9尺	2652	1057	洪武31年砖设，万历13年重包。
镇宁堡	1里2分	3丈5尺	302	16	嘉靖44年设，龙庆6年砖包。
镇口堡	1里3分	3丈5尺	310	17	嘉靖25年设，龙庆6年砖包。
镇门堡	260丈5尺	3丈5尺	493	45	同上
守口堡	1里220步	3丈5尺	466	45	同上
阳和堡	9里2分	3丈7尺	9109	5960	洪武31年砖建，万历30年重修。
靖虏堡	2里4分	3丈3尺	513	86	同上
镇边堡	3里80步	4丈1尺	699	82	嘉靖18年更筑，万历11年砖包。
镇川堡	2里5分	4丈1尺	674	70	嘉靖18年创筑，万历10年砖包。
镇羌堡	1里7分	3丈8尺	1053	268	嘉靖二十四年设，万历二年砖包
得胜堡	3里4分	3丈8尺	2960	1191	嘉靖二十七年设，万历二年砖包
弘赐堡	4里32步	3丈6尺	608	92	嘉靖十八年筑，万历二年砖包
拒墙堡	1里8分	3丈6尺	420	30	嘉靖二十四年设，万历二年砖包
镇虏堡	2里9分	4丈	266	47	嘉靖十八年土筑，万历十四年砖包
镇河堡	2里8分	4丈	358	7	嘉靖十八年设，万历十四年砖包。
许家庄堡	3里68步	3丈6尺	581	183	嘉靖三十九年更置，万历二十九年砖包。
蔚州城	7里12步	4丈1尺	隶宣府	隶宣府	周天象二年创建，洪武七年砖包。
广昌城	3里5分	3丈5尺	隶宣府	隶宣府	洪武七年砖建，嘉靖三十七年重修。
聚落城	3里3分	3丈7尺	722	190	洪武十三年创，隆庆六年砖包。
广灵城	2里7尺15步	4丈			洪武十六年土筑，万历元年砖包。
灵丘城	4里13步	3丈5尺	605	124	唐开元创，天顺三年土筑，万历二十八年砖包
王家庄堡	2里8分	3丈6尺	200	10	嘉靖十九年土筑，万历三十三年砖包。
浑源州城	4里220步	4丈	475	48	唐州治，洪武元年因之，万历元年砖包。
大同镇城	13里	4丈2尺	22709	16992包括骆驼	洪武五年因旧土城砖包，万历八年加修。
云岗堡	1里4分	3丈5尺	217	66	嘉靖三十七年土建。
拒门堡	1里7分	3丈7尺	604	18	嘉靖二十四年土筑，万历元年砖包
破虏堡	2里2分	3丈5尺	663	217	嘉靖二十二年土筑，万历元年砖包
灭虏城	2里4分	3丈8尺	964	306	同上
助马堡	2里4分	3丈8尺	2175	890包括骆驼	嘉靖二十四年土筑，万历元年砖包
高山城	4里3分	3丈5尺	1224	770	天顺六年建置，嘉靖十四年改建，万历十年砖包
保安堡	1里3分	3丈7尺	467	66	嘉靖二十五年土筑，万历元年砖包
威虏堡	2里2分	3丈8尺	781	209	嘉靖二十二年土筑，万历元年砖包
云西堡	1里3分	3丈5尺	396	66	嘉靖三十七年土筑，万历二十二年砖包
宁虏堡	2里7分	3丈7尺	607	197	嘉靖二十二年土筑，万历元年砖包
三屯堡	7分	3丈5尺	292	16	隆庆三年土筑，万历二年砖砌女墙
大同左卫城	11里5分	4丈2尺	5017	3232	永乐七年设，砖砌，万历六年增修
破胡堡	2里	3丈8尺	700	89	嘉靖二十三年土筑，万历二年砖包
云阳堡	1里6分	3丈5尺	365	68	嘉靖三十七年土筑，万历二十四年砖包
牛心堡	2里5分	3丈5尺	641	249	嘉靖二十七年土筑，隆庆六年石包
马堡	1里1分5厘	3丈5尺	275	29	嘉靖二十五年土筑，万历元年石包
残胡堡	1里6分	3丈6尺	395	32	嘉靖二十三年土筑，隆庆元年石包
黄土堡	1里6分	3丈5尺	347	66	嘉靖三十七年土筑，万历十二年砖包
红土堡	1里8分	3丈5尺	275	33	嘉靖三十七年土筑，万历二年石包
杀胡堡	2里	3丈5尺	777	149	嘉靖二十三年土筑，万历二年砖包
马营河堡	8分	3丈3尺	200	11	万历元年土筑
大同右为城	9里8分	3丈5尺	3687	1846	永乐七年始设，万历三年砖包
铁山堡	1里4分	3丈5尺	534	42	嘉靖三十八年土筑，万历二年砖包
祁家河堡	2里	3丈5尺	313	105	嘉靖四十一年土筑，万历元年石包
威远城	5里8分	4丈	1848	891	正统三年砖建，万历三年增修
云石堡	1里7分	4丈	545	27	嘉靖三十八年土筑，万历十年改建砖包
威平堡	1里4分	3丈5尺	453	190	嘉靖四十五土筑，万历元年石包
威胡堡	1里5丈	4丈	497	39	嘉靖二十三年土筑，万历九年砖包
平虏堡	6里108步	4丈	3078	551	成化十七年筑，万历二年砖包
败胡堡	1里180步	3丈6尺	458	50	嘉靖二十三年创，隆庆六年砖包
迎恩堡	1里108步	3丈7尺	598	95	嘉靖二十三年土筑，万历元年砖包
阻胡堡	1里36步	3丈5尺	396	70	嘉靖二十三年土筑，隆庆六年砖包
西安堡	2里	3丈5尺	230	14	嘉靖四十年设土堡，万历二十八年砖墁
应州城	6里18步	4丈	809	85	古州治，洪武八年土筑，隆庆六年砖包
怀仁县城	4里72步	3丈5尺	663	293	洪武十六年设，万历二年砖包
马邑县城	3里220步	4丈	424	45	洪武十六年土筑，正统二年展拓，隆庆六年砖包
山阴县城	4里137步	4丈	531	58	古县治，永乐三年土筑，隆庆六年砖包
井坪城	4里324步	3丈6尺	1856	896	成化二十一年土筑，隆庆六年砖包
朔州城	6里108步	4丈2尺	1743	757	洪武三年砖建，万历十五年增修
灭胡堡	1里186步	3丈7尺	539	20	嘉靖二十三年设，万历元年砖包
将军会堡	1里184步	4丈4尺	603	22	万历九年建，二十四年砖包
乃河堡	1里152步	3丈5尺	343	79	嘉靖四十五年土筑，万历元年砖包

资料来源：陈正祥《明代地理》，国际研究中国之家《中国研究丛书》第19号。

　　再以威远路参将所管辖的防区说，沿边长39里9分。其中威远城分边长15里3分，有边墩16个，火路墩45个。附图对威远城的描写：“城周五里八分，高四丈；内驻参将、守备、中军各一员，千把总七员及卫所缜抚等官。驻军1848名，马骡891匹头。”又说“本城地势平漫，无险可恃。边外小松山一带，虏首麦力艮台吉部落住牧……嘉靖九年，虏由黄榆山人，後由腊鸡屯入，直犯怀应地方，大肆抢掠。四十三年大举，参将崔世荣死之。最称冲要，与右卫，平虏，辅车相依，声势联络。”再说“初设平虏城，在大同镇西南，四面环山，孤悬绝塞。嘉靖二十二年添设迎恩，败胡，阻胡三堡，以相联络。……山高地冷，不产良谷；军馀所种，止苦获油麦之类。煖迟霜早，生计萧然。”
　　这就又指出了长城沿边地理景观的荒凉，以及长城之所以成为农耕和畜牧地带的分界。

　　四、大运河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水路交通的孔道，是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自从它全线开通以来，就一直是全世界最长和最著名的运河。
　　早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水上交通开始有较快发展。南方的吴楚两国，得水利之便，最先开掘运河。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吴人修筑邗城，地在今日扬州。接着就在邗城之下开凿邗沟，东北沟通射阳湖。然後再由射阳湖向北通到末口，和淮河会合。末口在淮阴县境内，射阳湖在今淮安、宝应、盐城三县之间，当时的面积远较今天的为大。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周围达300多里。事实上这一带在古代有很多湖泊，吴国的邗沟，主要是利用这些天然湖泊，把它们连串起来，工程比较简易。
　　《玉海·漕运》（卷一八二）：“吴城邗沟，通江淮；於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未口入准，通粮这也。”
　　东南的吴和中原的晋，为了争霸，在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会盟黄池。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当时济水的沿岸。吴王夫差为了要乘舟到达黄池，便在商鲁之间再开了一条运河，接通济水和泗水。因为泗水下游注入淮河。淮河接连邗沟，于是由吴国坐船，可以直达中原。这两段运河把江、淮和河、济联系起来，成为战国时代南北交通的干线。《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於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於商鲁之间。”
　　後来越王勾践击败了吴王夫差，大功臣范蠡引退，改名换姓，行走江湖；以陶为据点而经商，结果发了大财。推想起来，他的经商念头和发财，应该和这条新开的辽河有关。《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適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在技术水平比较低下的古代，利用天然水道开辟交通路线，要比在陆地上修筑道路省时省力。中国古代，特别是江南，水路交通远比陆路便利。而大运河便是最闻名的水路交通主干。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迄杭州，全长1，782公里，亦称京杭大运河，稍早曾称漕河，曾为南北漕运的大动脉。它流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跨纬度10度（30——40度N），连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流域。是我国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大运河所经都是平原，仅局部地区略有起伏。中国主要河川概属东西走向，大运河却是南北向的；它流过全国经济最繁盛、人口最密集的部分，对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贡献甚大。运河本身一部分系利用天然水道，一部分为人工开鉴。从大运河的纵剖面看来，全线有三回起伏。从北京到天津，地面高度逐渐下降，直到海河为止，这是第一降落段。通会河的河底约高30米，（高度指高出广黄零点，下同），通州河底高约20米，天津市海河河底的高度则为零点以下3米；从北京到天津，河床高度共降低34米。从天津市往南地面逐渐隆起，到黄河为止，是为第一隆起段。临清河底高25米，故从天津市到临清，河床高度相差28米。大运河穿过黄河之处，是全运河最高的地点，河底高38米。从天津市到穿过黄河的地点，运河河床高度相差达41米。
　　大运河穿过黄河，到南旺以南，地面高度又逐渐降落，直到长江为止，这是第二降落段。济宁河底高31米，淮阴河底高4米；在大运河穿过长江的地点，河底高度为零下15米。长江以南，运河河床又逐渐隆起，到丹阳为最高点，这是第二隆起段。从丹阳往东南，河床高度又逐渐降落，直到崇德为止，这是第三降落段。从崇德到杭州，河床又略见隆起，这是第三隆起段。由於大运河各段地面高度不同，因此各段水流的方向也不同。

大运河的分段

段　别	起　迄	通　称	长度 （公里）
京津段	北京·天津	北京通州之间称通惠河，通州天津之间称北运河。	166
津黄段	天津·黄河	天津临清之间称南运河，临清黄河间称鲁北运河。	636
黄淮段	黄河·淮阴	黄河到韩庄间称鲁南运河，韩庄怀阴间称中运河。	460
淮江段	淮阴·长江	里运河	180
镇杭段	镇江·杭州	江南运河	340
合　计　长　度			1782

　　　　　　　　　大运河各段流向

　　　　　　　　　┏　北京
　　　　　　　　　┃　 ↓
　　　　　　京津段╋　通州
　　　　　　　　　┃　 ↓
　　　　　　　　　┗　天津←─海河
　　　　　　　　　┏　 ↑
　　　　　　津黄段╋　临清←─卫河
　　　　　　　　　┃　 ↑
　　　　　　　　　┗　东阿←─黄河
　　　　　　　　　┏　 ↑
　　　　　　黄淮段╋　南旺
　　　　　　　　　┃　 ↓
　　　　　　　　　┗　淮阴←─淮河
　　　　　　　　　┏　 ↓
　　　　　　淮江段┻　瓜州\
　　　　　　　　　　　　　←长江
　　　　　　　　　┏　镇江/
　　　　　　　　　┃　 ↑
　　　　　　　　　┃　丹阳
　　　　　　　　　┃　 ↓
　　　　　　镇杭段╋　苏州
　　　　　　　　　┃　 ↓
　　　　　　　　　┃　崇德
　　　　　　　　　┃　 ↑
　　　　　　　　　┗　杭州←─钱塘江

　　当大运河全线通航时，从北京到通州、临清到淮阴、镇江到常州三段，皆利用河闸通航，维持比较困难，其馀各段则属普通河流性质。因为和大运河有关的若干天然河，部分洪水要经过大运河宣泄，故大运河常有溃决的危险。其中北京到天津（受白河和潮河影响）、天津到临清（受卫河影响）、淮阴到瓜州（受淮河影响）三段，过去堤防潰决的频率常较他段为高。在临清和韩庄之间，亦即俗称鲁北运河和鲁南运河，承受山东丘陵西侧诸水，利赖河闸调节水流，自从闸坝废圯之后，失掉了航渠作用；当洪水爆发时，运河堤岸也常决口。
　　事实上大运河南北畅通的时期颇短。如后春秋时吴王夫差开邗沟算起，大运河南段的历史虽可上推到公元前486年，但只沟通了长江和淮河，而且路线大部在今日运河以东，二者并不完全符合。隋炀帝在大业七年（611），虽坐龙舟从江都一直走到涿郡，但他走的是通济渠和永济渠，绝大部分和今日运河无关。今日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实开始於元泰定二年（1325）；也就是中央一段会通河（今日临清东平之间）三十一座船闸全部完工之後，距今656年。
　　《元史·河渠志》（卷六四）：“会通河，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於临清。以逾於御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建言，开河置闸，引汶水达舟於御河，以便公私漕贩。省遣漕副马之贡与源等按视地势，商度工用，於是图上可开之状。诏出楮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万石，盐五万斤，以为佣直，备器用。徵旁郡丁夫三万，驿遣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董其役。首事於是年正月已亥，起於须城安山之西南，止於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馀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赐名曰会通河。二十七年，省以马之贞言霖雨岸崩，河道淤浅，宜加修浚，奏拨放罢输运站户三千，专供其役，仍俾采伐木石等以充用。是後岁委都水监官一员，佩分监印，率令史、奏差、濠寨官往职巡视，且督工，易闸以石，而视所损缓急为後先。至泰定二年（1325），始克毕事。”
　　元代定都北京，统一中国，局面和金代不同。必须利用东南各省的物资，接济北方，尤其是京城大都。金代则以淮河为界和南宋对立，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在阳武决口，洪水南下，劫泗入淮，夺淮入海，这是运河史上一件大事。当时佥人听任黄河泛滥，以贻祸南宋。於是淮河流域一带，遂常闹水灾。这次黄河南迁，对运河发生两项重大影响；第一，黄河洪水夺淮，淮河不能容纳，扩大了洪泽湖、高邮湖及宝应湖，威胁运河的河道。第二，淮河为黄河所夺，河身淤塞，河床提高，造成日後淮水改循运河南向流入长江的形势。早先沟通江淮之间的运河，水流系从南向北。
　　明昌五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後，入海之道分成两支。北支经东阿由济水故道趋东北至利津入海，南支由南旺东南流，经沛、徐二州夺古泗水合淮入海。蒙古伯颜灭南宋，据元危素《元海运志》：“当命张瑄朱清等，以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后海道载入京师。而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南支）逆水至中泺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後又开济州泗河，自淮至新开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北支），入海接运。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旱站运至临清入御河。又开胶莱河道通海，劳费不资，卒无成效。”因为涉淮而北，无论由中泺或由新开河到东阿，都不能和御河（即隋之永济渠，今之卫河）直接连系；而必须经过一段陆运，才可能入御河以达京师。故此既劳且费，不得不创辟上举的会通河。
　　会通河虽勉强开辟成功，但因岸狭水浅，不能通行大船；每年的运输量，不过数十万石；而且管理不善，常致舟楫阻滞。《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二）记载：“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由会通河以达于都，多逾期不至。诘其故，皆言始开河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近来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往来舟楫。今宜于沽头、临清二处，各置小石闸一，禁约二百料以上之船，不许入河，违者罪之。”由此可知这一段运河，到商业运输实甚重要。政府在沽头、临清二处所立的隘闸，阔仅九尺，只许载重二百料以下、梁头宽八尺五寸的船通过。於是商人想出办法对付，改造减舷添仓的长船，长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载重达五、六百料，照样可以通过。但常不能回转，动辄浅搁，阻碍往来船只，以致仍然拥塞不堪。
　　南宋因建都临安（杭州），努力经营江南运河。江南运河经过吴越王钱鏐及南宋的先後经营，规模大备，奠定了今日大运河南段的基础。（10）就南宋初年的局面说，江南运河实无异命脉；南宋之重视江南运河，和北宋的重视汴河相同。唐宋时代的江南运河，不但直通杭州城内，而且直通钱塘江，连续浙东一带航运，和今天运河只通到杭州市北拱宸桥的情形不同。这可从下列的文字得到证明。《宋史·河渠志》（卷九七）：“临安运河在城中者，日纳潮水，沙泥浑浊，一汎一淤。比屋之民，委弃草壤，因循填塞。”元祐四年（1089），知杭州苏轼开浚茆山、盐桥二河，分受江潮及西湖湖水，造堰闸以时启闭，情况才得到改善。
　　元代初年整修大运河，主要从北段着手；水利专家郭守敬的擘划建议，贡献甚大。在上述会通河未完成以前，南北漕运采取大陆两兼办法。当时的路线：从杭州开始，经江南运河，亦京口（镇江）过长江；再由扬州运河，到淮安北面入黄河。逆黄河而上，至中泺改用陆运，约90公里到淇门（今河南省淇县南）；然後再用船循御河以达大都。即使後来大运河完全开通，也因为“岸狭水浅，不任重载。”南北的运输仍要依赖海道，而且终元之世，海运皆较河运重要。元代海道运粮最多一年达350万石，而运河每年却只能运数十万石。元代的运河，北起大都，南迄杭州，全长3000馀里，可分为下列七段。
　　（一）通惠河——即大都运粮河，从北京到通州，长164里。
　　（二）通州运粮河——从通州南下，东入大沽河，西接御河。
　　（三）御河——即明朝的卫河，从天津南至临清，接会通河。
　　（四）会通何——从临清到须城安山，接济州河，长250余里。
　　（五）济州河—一从须城安山到济宁，接泗水，入黄河。
　　（六）扬州运河——从黄河到扬州瓜州，入於长江。
　　（七）江南运河——从镇江过常州、苏州、嘉兴，以接杭州。
　　其中会通河因工程浩大，最後开通；而此一段水道，维护也最困难。故元末政局动荡，此段也就首先损坏。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在原武决口，洪水经安山湖而东，更将会通河完全淤塞；以致南北运输，有一段要改走陆路。明成祖因欲遣都北京，才恢复了这一段运河。《明史·河渠志》（卷八五）：“永乐四年（1406），成祖命平江伯陈瑄督转运，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扬武陆輓百七十里，抵卫辉，浮於卫，所谓陆海兼运者也。海运多险，陆輓亦艰。……永乐九年（1411）二月，乃用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浚会通河。会通河者，元转漕故道也，元末已废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安山湖而东，会通尽淤。至是复之。”就因为这一段运河不易维护，故到宣宗时又大加修浚。同书：“宣宗时，当发军民十二万，浚济宁以北自长沟至枣林闸百二十里，置闸诸浅，浚湖塘以引山泉。”
　　明代遣都北京後，对於大运河依赖甚殷；南北粮食的运输，几乎全靠漕运。永乐九年漕运为240万石，永乐十三年（1415）清江浦开通，粮船在淮安不必过坝，漕运更见便利，於是便停止海运。到了永乐十五年（1417），漕运增加为509万石，超过元代海运和漕运的总量。《明史·陈瑄传》：“宋礼既治会通河成，朝廷议罢海运，仍以瑄董漕运，议造浅船二千馀艘。初运二百万石，寝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饶。”

　　明代初期的漕运（每隔五年）

　　永乐十九年（1421）　　3,543,194石
　　宣德元年（1426）　　　2,399,997石
　　六年（1431）　　　　　5,488,800石
　　正统元年（1436）　　　4,500,000石
　　六年（1441）　　　　　4,200,000石
　　十一年（1446）　　　　4,300,000石
　　景泰二年（1451）　　　4,235,000石
　　七年（1456）　　　　　4,437,000石
　　天顺五年（1461）　　　4,350,000石
　　成化二年（1466）　　　3,350,000石
　　七年（1471）　　　　　3,350,000石
　　一二年（1476）　　　　3,700,000石
　　十七年（1481）　　　　3,700,000石
　　二十二年（1486）　　　3,700,000石
　　弘治四年（1491）　　　4,000,000石

　　从弘治元年（1488）到正德十六年（1521），大运河每年规定运粮400万石。据上表可见从明代正式定都北京的1421年起，到正德末年的一百年之间，大运河每年所运之粮皆为三四百万石。直到嘉靖以後才渐减少。这就充分说明了大运河对于明代经济关系的重要。
　　因为运河中段和黄河相交，而黄河又常溃决，成为运河的一大威胁。例如明朝中叶正统、景泰、弘治年间，便一再发生黄河决口冲坏运河的事故。《明史·河渠志》（卷八五）：“正统十三年（1448），河决荥阳，东冲张秋，溃沙湾，运道始坏，命廷臣塞之。景泰三年（1452）五月，堤工乃完，未匝月而北马头复决，掣漕流以东。……弘治二年（1489），河复决张秋，冲会通河，命户部侍郎白昂相治。……越四年，河复决，数道入运河，坏张秋东堤，夺汶水入海，漕流绝。时工部侍郎陈政，总理河道，集夫十五万，治未效而卒。”但当时明朝政府尚能及时加以治理，使运河塞而复通，并随时局部疏浚。
　　明代中叶以後，黄河决口冲坏运河的情形更见严重。当时政府已渐腐败，朝廷昧於地理形势，地方缺乏调查研究，上下都想不出好的对策，而终於使漕运败坏，国运也随之衰微。《明史·河渠志》：“世宗之初，河数坏漕。……十九年（1540）七月，河决野鸡岗，二洪涸。……四十四年（1565）七月，河大决沛县，漫昭阳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无际，运道淤塞百馀里。……隆庆三年（1569）七月，河决沛县，茶城淤塞，粮艘二千馀，皆阻邳州。……时淮水涨溢，自清河至淮安城西，淤三十馀里，决礼、信二坝出海，宝应湖堤多坏。山东诸水，从直河出邳州。……四年六月，……河大决邳州，睢宁运道淤百馀里。……五年四月，河复决邳州王家口，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十馀，损漕船运军千计，没粮四十万馀石，而匙头湾以下八十里皆淤。于是胶、莱海运之议纷起。”
　　由於黄河的威胁日甚，明代大运河中段曾作局部的改道。万历三十二年（1604）所开成的泇河，就是为了避开黄河二洪之险，偏东另辟新的运道，以代替已被黄河淤塞了的西边旧道。这段新运河由济宁向东南，穿过独山湖、南阳湖、微山湖，改从微山湖东边，经过韩庄、台儿庄，利用泇河水流，入江苏徐州府界，到董沟汇於黄河。这便是后来清代运河和今日大运河的路线。
　　黄河的威胁不限於洪水，而且包括地面的淤高，因为黄河挟带泥沙甚多，长期流入运河，使得运河河身也随之淤高。明朝政府仅知保护漕运，采取治标办法，在运河东堤建了数十座平水闸，泄水东流，汇於射阳河，然後在盐城以东入海。但里下河地区，地形低洼，泄水不畅；而且水利失修，下游河道早经湮塞。治水者但知加高运河河堤，但洪泽诸湖的湖水仍年年泛滥。到了穆宗隆庆年间（1567——72），运河的水面，已高出高邮、宝应城中数尺；每一次决堤，高、宝、兴化一带，必尽成泽国。後来在万历年间（1573——1619），又增建水闸二十三座，完全不顾里下河人民的死活，只求保全和王朝命运息息相关的漕运。
　　清代的大运河，其经行路线和明代没有什么出入；对於王朝的经济重要性亦相类似。清初漕运每年达408万石，故郑成功舰队进入长江切断瓜州镇江运河，曾使清廷大为震动。康、雍、乾三朝，对运河的整治及维护虽较有成效，但嘉庆以後，因黄河淤垫日甚，几乎年年决口，冲击运河堤岸。且运河本身也淤沙高积，终於无法通航，陷入瘫痪状态。故到了道光初年，不得不恢复海运。《清史稿·河渠志》：“清自康熙中勒输开中河，避黄河之险，粮艘经行黄河，不过数里，即入中何，于是百八十里之河漕遂废。若白漕之藉资白河、卫漕之导引卫水，闸漕、湖漕之分受山东、江南诸湖水，与明代无异。嘉庆之季，河流屡决，运道被淤，因而借黄济运。道光初试行海运，二十八年（1848），复因节省帮费，续运一次。迨咸丰朝黄河北徙，中原多故，运道中梗，终清之世，海运遂以为常。”同书又说“（道光初）新授两江总督琦善言：臣抵清江，即赴运河及济运、束清各坝逐加履勘。自借黄济运以来，运河底高一丈数尺，两滩积淤宽厚，中泓如线、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丈五六尺者，今只存水三四尺，并有深不及五寸者。舟只在在胶浅，进退俱难。”
　　当时运河的航运和民间灌溉用水，也一直存在着予盾。这在下边所引的一则上谕中可清楚地看到。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卷一二六）：“乾隆二年（1737）六月谕：今年五月间山东雨少，运河水浅，以致粮艘不能衔尾而进，沿途挖浅起剥，甚费经营。而临清以北，更多阻滞。朕细加访察，临清以北，全赖卫水合汶济运，而卫水发源於河南卫辉府，至临清五百馀里，沿村居民，往往私洩以为灌溉之用。每致运河水浅，粮艘难行。经前任河臣勒辅题定，每年於五月初一日尽堵渠口，使卫水全归运河，以济漕运，此历年遵行之成法也。今因日久法弛。卫水来源，小民不无偷放之弊，遂致运河水势长落不常，重运难於北上。目前正当紧要之时，所当稽查严查。著北直、河南督抚速行办理。”
　　清代末期运河的失修，以致漕运停顿，改行海运，造成南北运输的一大变局。其原因并不限於运河本身，而和太平军势力的向江北申张有关，稍後东捻军的活动也威胁着运河。另一方面，自从鸦片战争以後，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侵入中国领海，强迫开放港口，汽轮逐渐代替帆船。在时间、费用和安全等方面，海运都较漕运适宜。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由山东利津入渤海，洪水大面积泛滥，冲毁运河堤岸，更使得百孔千疮的运河完全失掉了作用。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卷一二六）“咸丰五年，河决河南铜瓦厢，冲山东运堤，由张秋东至安山，运河阻滞。值军务未平，改由海运。于是河运废弛．十有馀年。”其实以後虽数度设法恢复运河通航，但并没有成功。而铁路的兴建，尤其是津浦线的完成，对运河的修复也是一重阻碍。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905），就连漕运总督也撤销了。
　　运河的兴废过程，几乎就等於中国後期王朝的一部盛衰史。新近以来，荒废了一百多年的运河，又受到重视，取得了新生。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期内，除完成大运河的全面查勘外，并在江淮段修复淮安、邵伯、仙女庙船闸。促成了该段水运的活跃。在导治沂河的工程中，修建了皂河调制闸、骆马湖泄水闸以及皂河船闸、使沂河流入中运河的水量得到控制；汽轮航线得以向北伸展；消除了中运河北段洪水期决堤成灾、枯水期阻碍交通的现象。引黄河灌溉济、卫工程（人民胜利渠）完成，增加了临清天津间南运河的水量，有利於此段航运的改进。永定河的引水工程（把永定河水引到北京）完成後，通惠河的水量增加，为恢复航运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上述局部的和片段的改良的基础上，1958年的春天，成立了大运河总体规划和大运河委员会。打通南北大运河的巨大工程，提前开始，曾有数十万劳动人民，在大运河沿线三个地段同时开工。淤塞了103年的大运河，经过这次彻底疏浚之後，又复全线开通了。大运河的恢复和扩建工程规模甚巨：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开一条新运河；天津到杭州间的的河道一律挖深加宽，使全线可通2000吨的机动驳船和船队；同时要将一部分河道截弯取直，使原长1782公里缩短为1583公里，并且直接通达钱塘江。

　　五、汴河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八州地，吸尽膏脂是此河。”（唐李敬方《汴河直进船》诗）
　　“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後代实受其利。”（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汴河是古代联系黄河和长江的主要水路，唐宋漕运的大动脉；东南接济中原的物资，多赖汴河运输。汴河分自黄河，是利用黄河冲积扇东南侧的天然河道（淮河的北侧支流）整治而成；顺着原始坡度开挖，工程简易，既可引黄河之水灌溉农田，又可分杀黄河洪水期的水势，一举数得。11
　　汴河的前身，原为黄河的分支，根本不必筑引水口。可能早在先秦时代，就被利用於运送物资，但如果要保持终年航行，并且能有较大的运输量，就得加以人工改造，包括安置水闸等。经过人工改造的河道，在多数场合被称为渠。较老的古汴阿，向东一直流到徐州，西汉时称为鸿沟或狼汤渠，12亦作蒗荡水、莨宕渠、蒗荡渠；东汉时称为汴渠。三国时的曹操，东晋的刘裕，皆曾利用汴渠运兵征讨。直到隋代初年，古汴河还在使用。
　　因为黄河和汴河关系的密切，后汉王景整治黄河，就连同汴河一起治理。《後汉书·王景传》（卷六六）：“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永平十二年（69），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无复溃漏之患。……明年夏，渠成。”明帝纪：“自汴渠决败，六十馀岁，……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古汴河与《水经注》的汳水同流。胡渭《禹贡锥指》（卷四二）：“汳水，汉志作卞水，说文作汳，后人恶反字，因改为汴。”《萧县志·山川古迹考》（卷四）：“汴，左传作邲，班志作卞，水经作汳，今通作汴。”《铜山县志·山川考》（卷十三）：“汴河，自萧县入境，至城北合故泗，古名获水。”《水经注疏》：“水经之汳，後汉书明帝纪作汴。盖後人避反字，变从卞，而至今相沿不改矣。”
　　古汴河的河道，直向东流，经过陈留、雍邱、襄邑、宁陵、考城、宋城、宋邱、虞城、碣山、萧县，到徐州东北汇入泗水。後来逐渐淤塞，运输能力跟不上需要。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另外开挖了一条新河道，称为通济渠。这就是唐代汴河的前身，新旧汴河的分叉点在开封的西南。汴河一方面引用黄河水，另一方面因横截黄河冲积扇南侧许多较小的河流，包括睢水、涣水、蕲水、潼水等，也取得部分水源，并局部地利用了此等小河的河道，与之同流，13所以只化一百七十多天工夫便开成八百多里的汴河。
　　唐代的汴河，过开封後折向东南流，流程较古汴河为短。《太平寰宇记·开封县》（卷一）：“通济渠在县南二里，隋大业元年，以汴水迂曲，回复稍难，自大梁城西南凿渠，引汴水入，号通济渠。”《隋书·炀帝纪》（卷三）：“大业元年三月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馀万，开通济渠，……自板渚引河，通於淮。”此後约五百年间，这条运河曾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最大动脉。
　　《元和郡县志》：“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於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於淮。自江都宫入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
　　《隋书·食贷志》（卷二四）记载，又命人“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造龙舟、凤（左舟右上日下羽）、黄龙、赤艦、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胜，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
　　当时汴河的渠首（引水口）在板渚，位於今日汜水县东北三十五里，在原河阴县以西二十里的汴口堰，14简称汴口；亦作梁公堰或汴梁口。《元和郡县志·河南府河阴县》（卷五）：“本汉荥阳县地，开元二十二年（734），计地当汴河口，分汜水、荥泽、武陟三县地，於输场东置，以便漕运。”《读史方舆纪要·开封府郑州河阴县》（卷四七）：“在州西北五十里，西南至荥阳县三十里。”从汴口到开封的一段，系利用古汴河的河道。
　　唐代的汴河，流过河阴、荥泽、管城、原武、阳武、中牟、浚仪、开封、陈留、雍邱、襄邑、宁陵、宋城、谷热、下邑、酂县、永城、临涣、符离、蕲县、虹县、南重冈城、吴城、徐城、临淮、盱眙等地，到故泗州西北五十里的临淮头，然後汇入淮水。
　　《通鉴·隋纪四》（卷一八○）：“大业元年，……又发淮南民十馀万开邗沟，自山阳〔淮安县南一里）至扬子（仪徵东南十五里）入江。”道说明汴河（通济渠）和山阳渎（邗沟），已重新把黄河、淮河和长江沟通起来。唐李翱《来南录》：“元和四年（809），正月庚子（廿三日），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廿四日），及河阴。乙巳（廿八日），次汴州。……二月丁未（初一）朔，宿陈留。戊申〔初二），宿雍丘，已酋（初三），次宋州，……壬子（初六），至永城。……丙辰（初十），次泗州，见刺史，假舟转淮，上河如扬州。庚申（十四日），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壬戌（十六日），至楚州。丁卯（廿一日），至扬州。”从汴河口走到扬州，头尾共计二十八天。
　　此外，隋炀帝在大业四年（608），又利用黄河冲积扇东北侧的旧河道，开挖了直通涿郡（今北京附近）的永济渠。於是连接汴河、山阳渎和江南河，15可从北京一直通到杭州。《隋书·炀帝纪》（卷二）：“大业四年，春正月，乙己，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馀万，开水济渠，引沁水南达於河，北通涿郡。”隋炀帝开永济渠的目的，主要是准备征伐高丽。永济渠开成後，炀帝在大业七年二月乙亥（阳历4月7日）从江都（扬州）坐龙船一路游到涿郡。接着在大业八、九、十年，连续三次大举征伐高丽。
　　汴河开通之後，古汴河继续存在，直到北宋中叶尚被使用。《东坡全集·徐州上皇帝书》，曾经提到：“汴、泗汇於徐州东北。”《乐城集·初彭城有感寄子瞻》（卷七）：“秋晴卷流潦，古汴日向乾；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难。……”都可证明古汴河下游到北宋元祐（1086——1094）还能局部通航。只因路程比较迂远，官船早已不行走了。《宋史·河渠志·汴河上》（卷九三）：“秦汉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塞不通。”
　　汴河因受坡度的限制，必须逐段用闸。因此河水深度不大，不能行走较大船只。主要是藉河水浮力，用平底船把江淮的馀粮运济西北的政治中枢。北宋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可看到二、三十艘这种矮而宽的漕运船只。《旧唐书·齐瀚传》（卷一九○）：“淮汴水运路，自虹县至临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关於汴河的深度，根据宋代汴口的调节量，可知以“水深六尺，通行重载”为准。《宋史·河渠志·汴河上》（卷九三）：“大中祥符八年（1015）八月，太常少卿马元方请浚汴河中流，阔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费。即诏遣使计度修浚。”可见汴河原来就不甚深阔。
　　汴河在淮河以北，因为水浅，比较容易冰冻。但冰冻现象只限於表面，冰下的水仍然日夜向东南流。杜牧《汴河阻冻》：“千里长河初冻时，玉珂瑶珮响参差；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入不知。”
　　根据《新、旧唐书》韦坚传及食贷志等的记载，唐代初年贞观、永徽年间（627——655），汴河每年的转运量不过20万石。但到了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已增加很多，每年都超过100万石。16玄宗时裴耀卿改用分段运输的办法，汴河的运输量曾达到“三年运七百万石”的记录，也就是平均每年230万石。《通典·漕运》（卷十）：“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新唐书·食货志》（卷五三）：“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到韦坚时，进一步改革，并将关中运道，由华阴永丰仓到首都长安的一段，也改为水运——疏浚隋代的广通渠而成，17因此曾创下天宝三年（744）运粮400万石的最高记录。
　　开元二十九年（741）以後，因李齐物开凿砥柱使可通漕，韦坚疏治汉、隋渭渠故道，又在长安生乐坡望春楼下挖潭，於是江淮的漕舟可经汴河入黄河，越三门峡砥柱之险而直达长安城下。
　　《唐会要》（卷八七》记代宗宝应二年（763）刘晏遗元载书：“浮於维泗，达於汴，入於河，西经砥柱硖石少华，楚帆越客，直达建章长乐。此安社稷之奇业也。”
　　汴河的漕运刺激了江淮的经济开发，人口大量增加，而江淮的开发又助长了汴河的运输。试利用《隋书·地理志》江南七郡和《新唐书·地理志》江南九州的户口比较，前者七郡（丹阳、宣城、毗陵、吴、会稽、馀杭、新安）共计为121，695户；後者九州（润州、升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越州、宣州、歙州）共计为764，405户；先後150年间，户数增加达六倍以上。《隋书·地理志》无口数，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唐代中叶江南九州的人口已约达520万。
　　经济的繁荣使汴河与山阳渎沿岸兴起了大城市，包括扬州和楚州；扬州在山阳渎的南端，楚州在山阳渎的北端。扬州的兴起，主要是依靠交通位置。它既当江淮水路运道的要冲，又是海舶所可到达的港口。条件之优越，无以复加。所以成为“雄富冠天下”的商业大城市，18繁荣超过成都，遂有“扬一益二”之称。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刘晏领盐铁转运使，整顿漕运，即以扬州为治所。王象之《舆地纪胜》引沈括语：“自淮南以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扬州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层天下之十七”
　　汴河水量的增减，直接受黄河流量的影响。夏秋水量最大，有时会泛滥；春冬水量较少，可能妨碍航行。故常利用枯水期进行疏浚。《宋史·河渠志》（卷九三、九四），有较多关於汴河涨溃和浅涸的记载，共计涨溃13次，浅涸4次。“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七月，汴水溢坏开封大宁堤，浸民田，害稼。同四年（979）八月，又决於宋城县，以本州诸县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真宗景德三年（1006）六月，京城汴水暴涨。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汴水涨溢，自京至郑州浸道路。神宗熙宁八年（1075）七月，汴水大涨，至深一丈二尺，放是复请权闭汴口。徽宗宣和元年（1119）五月，都城无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神宗天圣三年（1025），汴流浅，特遣使疏（黄）河注（汴）口。嘉祐六年（1061），汴水浅涩，常稽运漕”。
　　《旧唐书·食货志》（卷四九），另有一段记载，颇足以说明汴河水量的季节变化。“开元十八年（728），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曰：……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乾浅，又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
　　修浚汴河，必选择枯水期进行，因此时汴河水浅，甚至乾涸，便於兴工。《旧唐书·食货志下》（卷四九）：“开元十五年（727）正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梁公堰），兼旧（汴）河口，旬日而毕。”“广德二年（764）正月，……（刘）晏以检校户部尚书为河南及江淮已来转运使，及与河南副元帅计会，开决汴河。”同书《刘晏传》（卷一二三）：“河汴有初，不修则毁淀，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清明桃花已後，远水自然安流。”《宋史·河渠志·汴河上》（卷九三）“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发军士千人复汴口。”
　　安史乱後，汴河有颇长时期的阻塞。代宗时代的刘晏，曾努力使汴河恢复。《通鉴·唐纪》（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764）；“自丧乱以来，汴水湮废，……晏乃疏浚汴水。”这就是前引《旧唐书·食货志》刘晏开决汴河的事。从安史之乱使汴河淤塞，到刘晏修复，前後约有十八年之久。刘晏明白汴河和长江水文的不同，把东南的漕运以扬州为中心划分为两部分。由江南各地运来的物资，到达扬州後便可卸下，另行转船循汴河运到河阴。所谓“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便指此而言。但此时唐皇朝的威势已走下坡，经济衰退，汴河每年最大的运输量不过110万石，最少只有50万石，还不及开元天宝盛世了。
　　到了唐代末年，江淮地区受到藩镇割据，汴河又不能通航了。昭宗乾宁四年（897），因受战争的破坏，汴河下游在埇桥东南溃决，使附近沦为沼泽，完全失掉漕运的机能，19後来到五代周显德五年（958）才又修复。20由此可见汴河的漕运，实和唐代的国运息息相关。
　　北宋定都汴梁，亦即开封，一方面固然因为关、洛残破，不堪再为首都，更重要的原因是接近东南财富之区。《邵氏闻见录》引王禹偁《建隆遗事》：“开宝末，议迁都於洛，晋王言：京师屯兵百万，全借汴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若迁都于洛，恐水运艰阻，缺于军储。”由此可知北宋王朝的利赖汴河，其为殷切。较之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玉海·槽运》（卷一八二）：“景德三年（1006），江淮漕米增至六百万。祥符二年（1009）四月壬辰，江淮发运李溥言：江淮廪粟，除留州约支三年外，当上供者，凡一千三百馀万石；每发水运止五百万，今岁及七百万，望少损其数。”
　　《宋史·食贷志上·漕运》（卷一七五）：“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口惠民河（即蔡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开宝五年，率汴、蔡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是时京师岁费有限，漕事尚简。至太平兴国初，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先是，四河所运未有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渠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初，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又说“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籴，於真、扬、楚、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泝流入汴，以达京师。……”
　　《宋史·河渠志》（卷九三）：“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汴河承受黄河的浊水，所以也根容易淤塞，必须时常疏浚。21唐代一般是每年疏浚一次，北宋初年也是如此。但祥符中叶後改为三年一浚，久之制度松弛，终於堙淀而高出堤外平地一丈多。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国朝汴渠，发京畿辅郡三十馀县夫岁一浚。祥符中，閤门只候使臣谢德权领治市畿沟洫，权借浚汴夫，自尔後二岁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沟洫河道，以为常职。久之，治沟洫之工渐弛，邑官徒带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岁岁堙淀。……自汴流堙淀，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宁中，议改疏洛水入汴。”
　　汴河到了北宋末期，已经淤塞不堪，这和政权的衰腐有联带关系。《宋史·食货志上·漕运》：“靖康初，汴河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久未讫，乾涸月馀，网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当时的所谓南京即应天府，就是现在的归德。宋室南渡之後，汴河沦为金有；失去了功用，不久也就涸废了。范成大於乾道六年（1170）出使中都，由泗州陆行过汴京时，感慨地写了一首咏汴河诗，头一句便说“指顾枯河五十年”。该诗范成大的自注云：“汴河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楼钥的《北行日录》也说：“自离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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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诗经·出车》的全文是：“王命南仲，往城上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2.《括地志》：“赵武灵王长城在朔州善阳县北。案《水经》云白道长城北，山上有长垣，若颓毁焉，沿谿亘岭，东西无极，盖赵武灵王所筑也。”
　　3.《汉书·地理志》：“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於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
　　4.《汉书·匈奴传》相关的这一段记载，完全转录《史记》，只在开头加一句总结前文的“秦昭王灭义渠。”
　　5.陈正祥《河西走廊》，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丛刊第四号，1943。
　　6.此等五原塞外列城，都是用以支援长城的。五原塞亦作五原城。颜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侯城。”《汉书·韩说传》：“太初中屯五原外列城。”《史记·正义》“五原塞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胜州榆林县西十里。”《通典》注：“榆林县西有汉五原城。”
　　7.《晋太康地记》：“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近年经考古发掘，已知这个榆林塞是在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十公里的黄河南边。详见本书第四篇“沙漠中的古城”一节。徐自为是光禄勋，因此他所筑的塞亦称光禄塞。《汉书·匈奴传》：“昭帝始元间，匈奴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
　　8.匈奴的决定投降，其统治阶层也曾有争论。《汉书·匈奴传》：“呼韩邪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议问诸大臣，皆曰：不可。……汉虽彊，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於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届强於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是岁，甘露元年也。”
　　9.开皇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六百里，以遏胡寇。六年二月，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於朔方以东缘边险阻，筑数十城。
　　10.史籍中明确记载开凿江南运河，最早已於《通鉴·隋纪五》（卷一八一）大业六年（6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官、草顿，欲东巡会稽。”陆游《入蜀记》也说：“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八百里，皆开十丈；夹冈如达山，盖当时所积之土。”但江南自古为水乡泽国，开凿运河比较方便。《史记·河渠书》记载：“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比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文中的渠可视为运河。而《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明显地指示远存隋炀帝以前，江南就存在着一条运河。当时吴国的都城在苏州，平门即苏川的北门；巢湖即漕湖，梅亭在今无锡；扬湖可能就是阳湖，在今无锡、常州之间，紧临江南运河；渔浦即今江阴县西利港；广陵在今扬州市西北蜀冈上。所以这条古老运河的路线，并不难恢复。吴王夫差会盟黄池，船队可能就通过这条和现在江南运河经流路线稍不相同的运河。这条古运河从苏州向南，通过吴江、平望、嘉兴、崇德，南下直达钱塘江边，运转越国的粮食。《越绝书·吴地传》接着说：“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详见另著《论江南》一书，国际研究中国之家《中国研究丛书》第29号。
　　11.《汉书·沟洫志》（卷二九）曾指出在贾让以前，成帝初清河郡的都尉冯逡，便提到了分水治河的办法：“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馀年，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
　　12.《汉书·沟洫志》（卷二九）：“自是之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13.例如从陈留东南到宋城一段和睢水同流，长约215里；从谷热到临涣一段和涣水同流，长约205里，使临涣县东南到蕲县北界一段，和蕲水同流；最后在虹县以西一段，则又和潼水同流。
　　14.河阴县在清乾隆三十年（1765）并入了荥泽县。
　　15.《通鉴·隋纪五》（卷一八一）：“大业六年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馀里。”这条江南河，大致利用了梁昭明太子中大通二年（530）上疏所开的漕沟渠故道。
　　16.《旧唐书·食货志》（卷四九）（裴）耀卿奏稿：“昔贞观、永徽文际，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新唐书·食货志》（卷五三）：“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17.关於开凿接通长安和黄河的广通渠，《隋书·文帝纪》（卷一）记载：“开皇四年（584）六月，开渠，自渭运河，以通运漕。……九月……幸霸水，观漕渠，赐督役者帛各有差。……驾幸洛阳，关内饥也。”《隋书·食货志》（卷二四）：“开皇四年，命宇文愷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馀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隋文帝开国之初，基於经济、军事上的需要，很重视漕运，曾於黄河沿岸建了四个米仓，并开浚了广通渠和山阳渎。《隋书·食货志》（卷二四）：”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於蒲、陕、号、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募运米丁。又於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
　　18.见《新唐书·高骈传》（卷一四九）。
　　19.《通鉴》（卷二九二）显德二年（955）十一月乙未条：“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宿县北二十里）东南，悉为污泽”《宋史·武行德传》（卷二五二）：“先是唐末杨氏（杨行密）据淮甸，自埇桥东南决汴，汇为污泽。”
　　20.《通鉴·後周纪》（卷二九四）：“世宗显德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21.梅圣俞《咏汴渠诗》：“汴水源水清，随分黄河枝，浊流方已盛，清派不可推。天王居大梁，龙举云必随，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间牛驴骡，定应无完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