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方城．是春秋、战国间楚国北部屏障。《淮南子·坠形训》列“天下九塞”，方城居其一。《左传》僖公四年载，齐楚会盟，楚屈完答齐桓公问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此虽系屈完以山川形胜喻楚之险固之词，然亦说明楚国与中原诸侯争衡中，方城所居之战略地位。历代学者对其地望与建筑形式都作过不少探索或注释，但多限于史籍征引，对其为山、为塞，各说不一；对其扩建之时代、规模和走向亦无确切定论。今根据历史记载与地面遗存，对春秋时代之方城地望、型制，及其走向作一初步探讨。

　　大关口古城遗址

　　大关口，位于方城县独树公社中辛庄大队，与叶县接壤（图一）。东边为横亘于叶县西南之黄石山西麓擂鼓台、北岭头、尖山诸峰，西边为伏牛山东麓之对门山、旗杆山、香布袋山诸峰；东、西山峰并列，两山夹峙，形成隘道，称为“大关口”。在大关口东西两面山坡上分布着土、石城墙遗迹（图二）。
　　东面：紧靠关口大道东边为10米高的红土悬崖，从崖边向东直到北岭头、尖山陡崖下为一约20度缓坡，长约600米，南北宽约300米。在南、北两边分列两道土城墙，残高1.50—3米，顶部残厚1.50米，底部厚10米。北墙，由关口向东延伸到后石垄，转向北平行约100米，又转向东北，直插北岭头山腰，全长310米。其中由关口到后石垄的600米地段上，城墙南侧有一条宽17、底宽12、深1.50米的大沟，显系取土筑城所致。此墙西段有一个被山水冲破之缺口，从其东侧开一横剖面，可清晰看到城墙系沿山坡边缘而筑。坡度较大之北侧，底部铺大乱石。石质有：石灰岩、花岗岩及沙质水成岩，纯系自然石，未经加工；上加积上，土质有：红粘土、白沙土，局部夹有大量红烧土。白沙土附着牢固，多在北侧和底部，红粘土集中在中、上部，均不见夯层。
　　南墙，由关口向东延伸到尖山脚下一山腰小水库，由此稍偏南转上尖山山腰绝壁处，全长640米。南墙与北墙相距约200—300米。从水库南岸被水冲刷出35米长的一段古城墙纵剖面看，建筑结构与北墙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北墙土质比较纯，南墙土内夹有碎石；北墙底部施以乱石，南墙三米高的断面上每隔30—50厘米铺一层石片或卵石，断续、错落五层。城墙北侧有大体等距的土包七个，均约12米见方，似为城堡遗迹。水库以下之城墙北侧为一深沟，系山水冲刷所致。此墙西端，墙沟北面50米处另有土墙一道，长约150米。与西部南墙对直。
　　西面：关口南北相距30米，中间向西与黄家（门+外）村连成一片。从黄家（门+外）后坡向西北400米到对门山，为一约30度坡的山岭。沿岭北侧筑有与东墙相同之土城墙。在将到山顶时有一陡棱坎，上墙中断，出石墙基，棱坎之上为一片斜平山坡，有一拐角石墙基，南北4米、东西6米，似一建筑物之东、南两壁。坎下石墙基断续延伸到对门山顶北侧又转向西边，将山顶圈在墙内．由此通往旗杆山之棱坎上，均有走向一致的石墙基，有的大石横铺，有的残高1米，一直延续到旗杆山与香布袋山相交之垭口上。垭口东西两边各有石墙一道，高约1米，中间是填土，形成12米见方的一个平台。东墙与北面石基相连，西墙与南、北两边石基相连，颇似墉、堡遗迹。按实际地形，西面左、右是两条山岭，中间是扇形缓坡，山下为关口北面开阔地之西翼，作为关塞，是最易受突击之部位。从现在遗迹来看，其配置是与其所据形势相适应的。由此向南，石墙基伸至香布袋山北侧分作两支，一向西南伸向山腰；一向南转到香布袋山东岭。此岭斜向东南，长约600米。靠山岭北侧断续有3—5米排列有序的大石片，仍属墙基。在此岭中部，石基消失，接一道从北坡斜向东北之土城墙，将山坡斜分为上、下两半。墙南侧有沟，愈向下走愈深，其上段明显可辨系就地取土筑城所致；下半段因山水冲刷日久，已失原貌。城墙一直延伸到黄家（门+外）对面，和现在作场用的土台相联，与东部中间短墙对直，形成关口南缘。因土墙仅剩基址，可供行走，群众称之为“跑马道”。整个西垣长达1419米（香布袋山东岭起点以下100米未见迹象，未计在内）。
　　整个城墙遗迹，西部垒墙为固，东部连山相接；南北城墙似两道防线配置，完全是军事要塞体制，不似一般城堡。除在遗址上发现大星红烧土之外，黄家（门+外）生产队队长黄朝运，曾在东部北墙内挖得青铜戈一柄，援长16厘米。双刃，有脊，内残缺，胡被折断；另一社员先后在城墙内外拾得青铜镞数十枚，多数为铁铤，少数为铜铤，均属战国时遗物。

　　古城址与方城山

　　古城遗址所在之黄石山，即历史上之方城山，亦名黄城山、苦菜山、长山。《后汉书·郡国志》载：“叶有长山，曰方城。”《通典》：“方城山即黄城山”，“黄”是“方”之转音。《太平寰宇记》则曰：“方城山亦名黄城山。”《元和郡县志》载：“方城山在方城县东北五十里。”《方城县志·山川》载：“方城山在（县）东北五十里。”该志又载，明万历十二年，《裕州均田碑纪》称：“裕州于春秋隶楚，盖屈完对齐桓之言臼：‘方城以为城’。今方城山在裕州境，山傍有楚壁垒斥堠云。”在明代已以此古城址为楚之关塞。黄石山之名，见之于文献记载，仅始于清道光年间所修《方城县志》，殆依汉张良会黄石公之民间传说而来。当地仍世传为方城山。
　　楚方城之地望，历史上有数处记载。《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注：“方城、庸地。上庸县东方城亭。”按：晋上庸县即今湖北竹山县，在汉水西南，与楚争衡中原无涉。且屈完答桓公事在公元前656年，楚侵庸方城在公元前611年，屈完根本不可能举他国山险以为本国胜地。《水经·沔水注》谓扬水“北迳方城西。方城即南蛮府也。”南北朝时，南蛮府在今湖北江陵境，与楚郢都近在咫尺，与楚国北部防务无关。
　　《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薮也。”指明叶在方城之北，相应地说明方城在叶之南。盖楚人设防之关隘、要塞称之为“方城”者不只一处。而楚国据以与中原诸侯争衡之方城，即世传之楚方城，则在叶南无疑，《汉书·地理志》南阳郡下：“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战国策·秦策》载苏秦语：“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过二周之间。”高注：“方城，楚塞也，外，北也。”苏秦从楚不能控制方城与伊、洛之间的战略态势，判断楚不可能伺隙二周，客观上反映出方城之实际方位。是方城位于叶南说的重要佐证。至于方城之为山？为塞？韦昭注《国语》在《齐语》注中说：“方城，楚北山也。”而在《吴语》注中则说：“方城，楚北之危塞也。”一人在同一部典籍注释中用两种称谓，当是在山上筑有要塞，在不同场所各举其一。《淮南子·地形训》列“太汾、渑阨、荆阮、方城、崤阪、井陉、疵令、句注、居庸”九塞，皆因山势而筑塞，方城自然不当例外。今黄石山大关口向北十里即现代孤石滩水库，原为澧河中上游凹地。相传明代尚为荒原。
　　由此向东、北到旧县、叶县均为黄石山北之低平原；在古代属于草泽地带是可以理解的。今古城址座于山险，前有泽薮，左通伊、洛，右达郑、许，控申吕之门户，与历史典籍记载相一致。而斯地当时属楚，且城墙皆在山岭北侧，籍山势而增高其壁垒，布局配置全在防御北方。设韩、魏据此，则不可能采取此种配置，而楚为防御之晋。在此筑塞，进可以为后援，退可以固根本，则顺理成章。

　　方城之扩展

　　上述方城，系指方城山——楚北塞而言，与泛指楚长城为方城者有别。《水经注》载：“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争强手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通华夏……。”1在楚扩张时期，构筑列城，步步为营，进逼中原，这在春秋时代是完全可能的。何时出现防御需要，扩建为长城？《中国长城建置考·楚方城》认为，在楚怀王与顷襄王之间。按：春秋初期，楚熊通自称武王2，向外扩张；文王二年（公元前688年〕伐申3，十一年灭邓4，开始与中原诸侯争衡；到庄王八年（公无前606年）楚伐陆浑戎，“观兵周郊”，“问鼎中原”5，俨然霸主自居。直到春秋末叶，楚灵王犹自称雄，三年（公元前538年）“会诸侯于申”，八年（公元前533年）“灭陈”，十一年（公元前530年）“伐徐此恐吴”，“大城陈、蔡、不羹”6。他与右尹子革议：“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其与我乎？““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其田，不我予。今苦求之，其与我乎？”“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畏我乎？”此三段议题，集中反映楚灵王争霸中原，扩张疆土之战略图谋。故终春秋之世。楚在其北部依山筑塞，扩充基地，以为进退之据，是与其扩张意图相适应的。不可能是沿边筑城，划界自缚。
　　楚惠王十三年（公元前476年）进入战国，楚势未衰。《史记·楚世家》载：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并乘越灭吴之机，楚东侵，“广地至泗上”；王楚悼王之世，与三晋交互构兵，悼王二年（公元前400年）“三晋来伐楚”；“四年，楚伐周”；“九年（楚）伐韩，取负黍；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索隐》注：“此榆关当在大梁之西也。”《集解》：“徐广曰：年表三年归榆关于郑。”以此观之，楚与三晋角逐之地域，与方城相距尚远，似仍未出现筑边城以自保之迹象。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十四年（公元前367年）魏取我鲁阳。”《正义》：“《括地志》云：汝州鲁山本汉鲁阳县也。古鲁阳县以古鲁山为名也”。魏已迫近楚兵赋基地——申吕之边缘。“（楚）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三十年（公元前351年），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此时，殆楚已失商於之地，秦已直叩汉水，威胁楚国腹地。正由于商於之地对楚国至关重要，故张仪得以“商於之地六百里”归楚之作词，骗取怀王信任，而“闭关绝齐”。当此剧烈兼并之情势下，楚国左有强秦，右有韩、魏，步步侵逼，出现确保申吕，以固北部屏障之需要。故其扩展方城之上限，当在魏据鲁阳、秦占商於之时，即楚肃王至宣王之间；其下限当在顷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司马错“攻楚取宛”7之前。
　　楚长城之范围和走向，《中国长城建置考·楚方城》称：“综论楚之方城，其缘附之地，大抵西南自邓县东北境起，沿今镇平县西境北行，入内乡县东北境。自此折向西北，逾湍河，经郦城故城，达翼望山。复折东行，沿伏牛山脉，经嵩县、内乡及鲁山、南召交会之地，先经黄城，后达于东。复自东延舞阳、方城二县交界之地而南，入泌阳中部之中阳山，即瀙水发源地。自此又转向西南，经今泌阳西北境，入唐河界。”

　　东墙：
　　大关口古城处东端之尖山与小顶山相联。小顶山向南伸出一条岭，岭下马库庄南有一条土岗，向南经辛庄、七里岗、穿过许（昌）南（阳）公路向南到杨五岗、李奎岗、全长约12华里。岗东侧为黄石山下来之河道，岗西为黄土平原。整条土岗略高于西部地面。许南公路由七里岗南部穿过，在公路南100米处被拦腰斩断，称“截断沟”；沟南称杨五岗，其断面较陡，高约4米，为红土堆筑，夹有碎陶片和红烧土粒，显然为人工堆筑；底部有深沟，露出生土层；沟和断崖扰乱校甚，耕土以下亦有碎陶片；顶部有抗日战争时所筑防御工事，扰乱较深，难以找出边缘。循岗向南到杨五岗村南150米处有薯窖十余眼，分布在方圆15米范围内。窖深约2米左右，偏西的五眼窖壁上均可看出夯层，厚10—12厘米。夹有褐陶片，其中有素面折边钵口沿。偏东窖壁不见夯层，窖底系生土。由此向南到李奎岗村北林场均为略高于西部地平之土岗。由此向南到李奎岗村东南400米处为拦河水坝。紧靠坝南面为一龙山到西汉之文化遗址。由于1975年水坝崩塌，将遗址冲开，留下很多断面，采集到龙山晚期陶片，酉用陶豆、盘、鼎及西汉砖瓦片。因水坝压在文化遗址上，难以窥其全貌。
　　此岗与黄石山直线相联，连续发现人工堆积之迹象。且从截断沟到薯窖长达700馀米，在紧靠河岸之条件下，不可能是别的大型建筑，只能是城墙。故认为此岗即楚方城东墙。且由拦河坝向东南五十里即达泌阳境之象河关。由象河关东南沿山行，可达中阳山之春水。至于《中国长城建置考》所提示之黄城达于东一段或是另外一道，有待今后调查。

　　西墙：
　　《水经·潕水注》载：“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方）城之西隅。其间（郦至叶）相去六百里。北面虽无基筑，旨连山相接。’今郦城在内乡县城西三十里。内（乡）西（峡）公路由故城址中穿过。此城址南北宽1000米，东西长1500米。解放前东、西、北三面城墙尚存，南墙之城壕犹在。今仅存北墙，残高l—2米，底厚10米。此城为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女刘绶封邑，曾大营宫室，加修城垣，到解放前尚可见城址规模。故郦道元所指“故城一面”，显然不是指郦城本身，而是另有所指。
　　从郦城北门向西北方向伸出一岗，沿岗向北行八里，有八里岗，原为险道，旁有一碑楼，左、中、右三面俱有碑铭。修公路时炸开险道，扒毁碑楼。现找到中间之碑，系嘉庆二十年所立。碑铭称：“兹八里岗也，冲秦晋之要道，吴楚之津。崎岖险峻，道者多梗，前此修治屡矣。”说明当时已认为此处是楚国一处关津。并为后世之交通要道，而屡加修治。由此向东北与西峡袁店之东岭相接。岭下即北郦城遗址。由此向北二十五里为阳城；再向北十里为西大岭，翻过西大岭，为文龙，由文龙向西北五十里即汉王城。南北百里基本上是一条山岭，故怀疑为方城西墙北段所经之地。郦、北郦、阳城、汉王城或是楚边地列城。郦道元所说“故城一面”，或即指此。
　　郦城与八里岗之间土岗北侧有长城铺。明代称长城驿。东边有一河，本是由西峡流入之丹水，在八里岗以西，仍称丹水；八里岗以东绕长城铺而过的则称长城河。这条河之名称以岭为界，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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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水经注》卷二十一。
　　2.《左传》惠公二十九年。
　　3.4.5.7.《史记·楚世家》。
　　6.《史记·集解》韦昭曰：“二国，楚别都也、颖川定陵有东不羹，襄城有西不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