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自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元年）开始，黄、淮、汉江、长江流域呈现出秦、魏、赵、韩、齐、楚、燕七雄争霸局面。各自为适应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斗方式的运动性的迫切需要，竞相加速边疆城防军事工程的建筑步伐，先后出现了“齐长城”、“魏长城”、“魏中原长城”、“中山长城”、赵的“齐长城”。春秋时代长期对外进行军事扩张的楚国，从楚文王继武王位灭申、吕、邓国开始，到顷囊王面临国衰而继信后大筑其方城、乃至被秦所灭，“马鞍型”的建城布防期长达646年之久。楚国基于当时疆城状况，形成若干处“矩形”城防，古今历史学家称之为“楚长城”。
　　“楚方城”的半部遗址的南部，起于重庆市奉节县长江岸边的捍关；北端起于河南鲁山县西南的“鲁阳关”。以鲁阳关为城轴东去方城、泌阳到向东延伸，终至今安徽境内的符离集为东半部。由此可见，楚方城历期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代，东西相衔，连接重庆、湖北、陕西、河南、安徽五省市，长达三千华里之多，其宏大造势实为其它六国所不及。楚国因山形之险，就水源之深以为城，发挥得天独厚的天然地利之优势建筑布防，乃为古今之一绝。有关楚方城遗址的新闻报道与记载，诸见于《新华社》、《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和《史记》、《资治通鉴》、《左传淮南予·坠形训》、《管子·乘马篇》及其它如明代《郧阳庸志·竹溪地理》卷、《楚史》、《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丹江口市志》、《竹溪文史资料》、《十堰市情》、《读者参考》等刊、志、书及与之相关的《山海经》、《水经注》、《古今地名大辞典》等工具书。在此，抄录几处以供阅之，《人民日报》第四版1933年2月22日（据新华社）发布一条简讯：“陕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这个省的旬阳县发现了一段迄今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楚方城遗址，勘察表明，它由东向西横贯旬阳县全境，长为200公里。用石块垒成，有些石门还很清楚”。《湖北日报》于1997年6月21日，在《楚山汉水》栏目里，发表了李峻同志撰写的题为《楚方城主线在鄂西》文章指出：“今年2月20日的《文物报》发表了考证楚长城在河南边境的文章，现据郧阳地区考古队考察证实：楚长城主要段落在湖北边境。这就将陕西、河南边境考察成果连贯起来，填补了中国一段空白，形成了较完善的楚长城体系。”李峻同志在该文中又指出：“……第四处在竹溪与竹山交界的‘铁桶寨’……折向东北进入丹江口市而下往东进入河南邓县。”《湖北省市县图册》一书中表明：竹山县西楚方城遗址长达52.5公里。《丹江口市志》记载：凉水河镇的寨山顶上有古垣一处，高4米，宽1.5米。《太平寰宇记》一书曰：“古山寨在武当以北，战国时楚筑以备寨”，竹溪县文化馆珍藏的已故文物工作者尹知乐先生留下的楚方城遗址手图中标明：由“竹溪、竹山、丹江口、邓县、淅川、镇平、内乡、南召、栾川、嵩山、鲁山、方城、叶县、舞阳、泌阳、向东而去……”，李峻同志的理论依据，与尹知乐先生的考证十分吻合。而尹知乐先生的考证，又得到河南省级考古成果的验证。对此，《文物报》载：“97年2月，河南泌阳了现的四公里楚长城，考证为公元前七世纪之城。”仅仅在湖北省竹溪县这个较小的地域中，已经郧阳地区（现改为十堰市）考古队勘查定有“铁桶寨”、“关垭山”、“柳树垭”、“王家沟”、“梓桐垭”、“火龙垭”六处“楚方城”遗址，六处连续长度近100公里，第一处是“铁桶寨”遗址位于竹溪西北边城，处湖北省的竹山、竹溪与陕西旬阳、平利“两省四县”之要塞。烽火台、望亭遗址，现存长15公里、宽1.2米，高1.5米至2米的石垒城垣。毗邻陕西旬阳县境内的“铜钱关”，其城墙、城楼、城门、箭楼与长达200多里横贯旬阳全境的石垒长城相连。第二处是“王家沟”遗址。该遗址呈南北走势，北边经青华山、东岱顶、十八盘到海拔1972米高的老阴山与“铁桶寨”城堡遗址相接，南距“关垭山”遗址五公里远，该址现存长500米、高2.5米、宽2米的城垣一段，南北各端均有城楼、城门，第三处是与“王家沟”遗址衔接的“关垭山”遗址，位于湖北省竹溪县与陕西省平利县之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之中。早在公元前611年则秦协楚消灭庸国的进军要道，又是战国时代秦楚之争的关口。现存“楚方城”遗址的城垣长300多米、高5米、宽8米。用石灰、粘土合拌夯筑，仍显当初雄姿。“关垭山”遗址，史传记载曰：“‘关垭’，亦曰‘白土关’，是郇阳关连为一体的防御工程之一”。《读者参考·博萃》杂志于1990年10月第一版92页，转载了《信息日报》的消息：《我国最古老长城楚长城被发现》，消息透露：“我国最古老的长城——楚长城的一段遗址，最近在湖北省竹溪县关垭子山口被发现，竹溪县位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两国的交界之处，据文物工作者考证，这段遗址是楚国中期所筑的”。由“关垭”遗址，经第四个楚长城遗址——“柳树垭”、第五个遗址——“火龙垭”到第六个楚长城遗址——“梓桐树垭”。在这海拔1519米的山脊上，留有城墙城堡的遗痕。由此往南近两百华里，到达“登上鸡心岭，一脚踏三省”（湖北、陕西、重庆）的边关。在附近处，依稀可见古城垣、城墙遗迹，古城长遗址遍布竹溪境内向南延伸进重庆市的巫溪县、沿以水为堤的大溪河，与奉节县境内的捍关连为一体。北魏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述及了“楚长城”的简况，楚国在春秋时代，北边已有三塞：“冥厄、大隧、直辕”三塞，均在令河南省信阳市南；东边设有“昭关”在今安徽省含山县东北方，进入战国时代，楚国又增加符离塞（今安徽省宿州东北方的符离集一带）、捍关（今重庆市奉节江边）、厉门塞（今广西平乐西厉部）等一大批关塞。战国时代的关塞城堡上，增设了亭及烽火设备，“昼则举烽，夜则举火”。《墨子号令篇》竹溪的“楚方城”遗址“关垭”、“白土关”等城段。均有烽火台，不容置疑为战国时代楚国所修建，而且肯定为楚国“郇阳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证实，秦抗衡于楚，在汉水流域，只修筑了“柴阳寨”、与楚国的“郇阳关”遥呼相对之。
　　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他的巨著《国史大纲》中指出：“春秋至战国是中国历史变动最剧烈的时期，政治方面是由许多宗法制建的小国家变成几个中央政权统一的新军国”。楚文王有图化之志。《左传》僖公四年，楚成王十六年，即为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于楚等国盟师于昭陵侵蔡，同楚国领兵将军屈完乘车阅兵时炫光耀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能不破？”、屈完言正义辞对曰：“君若以德绥诸候，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为池，画重，无所用之”，这是第一道防线。自河南省鲁山县西南的鲁阳关起，经亲水、入泌阳境内，所建筑的城防工程，为楚方城的东半部，并且这时，也已在作为长江、淮河流域的分水岭——桐柏山、大别山处建了冥（今平靖关）、直辕（今武胜关）、大隧（今九里关）等军事防御关口。
　　“汉”（水）为池，是第二道防线。“池”在此时、此事之中的含义，盛弘之解释说：“北面虽无基筑，皆连相接，而汉水流其南”；其三，是指今天汉江流域从丹江口市至天门市这段江域及育水、湍水、丹水等汉江的支流，这道水域防线为“池”是对楚国自己的国都“郢”所处地理位置而言。因汉及育水、湍水、丹水等文流，均在“郢”的北方，所以，屈完称之谓都城的“池”。
　　《史记·正义·越王勾践世家》引《括地志》曰：“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北连翼望山，无土之处，累石为固。楚囊王控霸南土，争强中原，多筑列城为北方，以抵华夏，号为方城”，此处记载的稼县。即为今河南省邓州市的位置，我国著名的楚史学者、《战国史》著作者杨宽先生，在他的名著《战国史》第七章《七强并立的形势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中，对楚方城西关部的所筑时间，论述了当今史学研究中自己的独到见解：“楚的长城叫方城，东半部早在春秋时代已有了，东半部从鲁关（今河南省鲁山县西南鲁阳交）起，向东经县（今鲁山县东南）到达亲水，折向东南，到达泌阳（今河南泌阳县），形成矩形，这是利用山脉高地边结亲水、和泌水的堤防筑成，所以方城也称连堤，《吕氏春秋》曾说：魏文候南胜楚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下（下贤篇），到战国时期楚顷囊王时，又扩建西关部，从鲁关向西，东并连翼望山（今河南省奕川县南），向南到达穰县（今河南邓县）石累为固，又形成另一个矩形，方城大概就是由于它筑成矩形而得名”，他又根据史记越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之说，重申他自己的观点：“据此西半部是楚顷囊王时所筑，盛弘之所说东半部，当春秋时已有。方城的东西两半部以鲁关为中心。关以东该是春秋时所建造，鲁关以西该是楚顷囊时所造。。”杨宽先生的论证，把渝、陕、鄂、豫边城的楚方城的建造时间，同时推后到楚顷囊王亲政年间。十分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战国时代，各国把原来的“堑河磅”“城河濑”等水利建筑成果应用到军事方面。楚国在楚顷囊王时，不仅将楚方城由穰县向汉江岸边延伸，而且依江筑堤。在下阴邑（今湖北省老河口市与丹江口市之间）筑堤设防，在汉江以南的寨山顶上筑城。这样，就与锡穴（今白河县）、旬阳（今旬县）、关垭“白土关”（今竹溪、平利之间）的城段接头。又过重庆市巫溪、到奉至捍关。与《史记·楚世家》记载的“庸王四年（公元377元），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拒之”和《铰论·险国》记载的“楚自巫山起长城，属巫、黔中，设捍关以拒秦”的楚西部方城边为一体。使之楚国东北部、北部、西部边疆城防长达3000多华里。公元前299年，楚怀五被骗入秦遭扣留客死异国。楚顷囊王即位，复平的楚秦关系又因战事而白热化。风吹残烛的国情，迫使楚顷囊王执行“安在四邻”的方针，釜底抽薪地加强军画布防。楚方城的建筑史，是用事实写成的，其结论是：鲁山县东南的鲁阳关以东为东半部，形成于春秋时代，至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初具雏形，到公元前541年，成为一体；西半年始于战国晚期公元前377年成体系于公元前298—292年。他为了备秦，乃以鲁阳关向西。沿伏牛山脉至翼望山（今河南栾川县境）西折，沿涅水。湍水间分水岭向南，入内乡，西峡，邓县接汉连堤，经武当而接“旬阳”和竹溪边陲的“白土关”、“关垭”而连重庆市辖县奉节长城段。
　　楚方城，以河南省西部的鲁阳关为“城轴”，向东、西两部而展开，长及河南、湖北、陕西、安徽、重庆五省市的数十县、市，为春秋、战国时期代的重要军事工程。楚史学者高介华、刘玉堂先生在《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一书中指出：“当楚人为实现‘欲以观中国之政’的意图时，便在晋毗邻的许、叶故地改建和新建了大批年事城邑；而当楚人把锋锷对准西北的秦人和西南的巴人时，便在汉中、巫郡等地建造坚固的城邑和边寨。这些……都是楚人进军的据点，又是楚人鏖战的阵地，也是楚人退却的屏障。”虽然，它比不上在秦朝统一六国后着手修建，至明代才日臻完善的北方万里长城的气势宏伟。其实，它的东半部比北方万里长城早近400多年，西部半部近70年左右。
　　楚方城，因为具备“方”的风格，故没被列入我国七条古老的“小长城”的穆陵长城（位于山东沂水县北50华里穆陵关西侧，系战国时齐图所修长城遗址，长约45公里）、华阴魏长城（在陕西华阴县华山脚，城由此向北漫延，穿过韩城到黄河边长约150公里）、烧锅营辽长城（在辽宁静平县张家湾村，乃燕时代长城遗址，长秦长城真迹，城东西绵亘200公里），宁夏战国秦长城（在宁夏西去吉县境内，甘肃统一六国后所建长城的西向起点，城南北走向，高约1米，全为黄土建筑）疏勒河长城（在甘肃西北肃勒河南岸，长约150公里）的古长城遗址的大家族之中。但是，它却以独树一帜之姿态，留芳百世，名垂千秋。
　　楚方城，在国际地位中，战友据一席之地。国外的五条长城：一是“朝鲜长城”，从朝鲜西北部鸭绿江下游起，沿着崇山峻岭伸到东海的东朝鲜海水宾，有一道370多公里的城，被朝鲜人称千里长城，是高丽人公元1033年修筑而成的。二是“印度长城”、修建一道70公里的长城，城上有烽火台32座。三是“澳大利亚长城”，位于昆士兰州，长达5531公里，高1.8米，虽是国外最长的，建于本世纪60年代，但与我万里长城相比，它短了1千多公里。四是“德国长城”，虽是外国最早的长城，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古罗马人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防御墙，以后不断扩建而加和长，总长584公里，比中国长城晚两个世纪。五是“英国长城”，用于抵处入侵，古罗马皇哈德良下令修建，位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沿着分界线，有一条逶延的土墙，这就是“哈德良长城”。我国的楚长城，长度仅次于澳大利亚近代修筑的长城，楚方城可称之世界长城之鼻祖。
　　楚方城无论是与国内七条长城比较，还是与国外五条长城比较，它成城期早，成城度长，技术含量高。不仅在长城的立体组合上，具有集山、水、塞、堡、城、寨于一身的特殊风格；而且在城体结构上体现出“宜石则垒，以土则夯，以水则堤”的多元化优势，是称名于世的宝贵遗产，更可以称之谓我国5000年历史灿烂文化、军事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熠熠闪光的明珠。
　　国逢盛世百事兴，楚方城也随之受宏，当它欢度正在欢度第2292个华诞之际，之际，时代向它献上一份份祝福的厚礼：
　　——炎黄子孙撰写的《关于春秋、战国时代“楚方城”西半部遗址的论证与建议》一文，《湖北方志》4/1988期，在开篇位置全文刊载，意味着方志学界的仁人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拂掉了它身上的灰尘，缭开了抚盖在它身上的黑纱，让它不再感到默默无闻和销声匿迹，让它不再觉得羞羞答答；
　　——为它呜冤呼号的《关于春秋战国“楚方城”西半部遗址的论证与建议》一文，今年被选入《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论文选编》一书，在中国、在世界上，抬高了它的身价。公元前2世纪，外国诗人昂蒂伯特，因大西洋的阻隔，不了解它和万里长城的诞生，把它们置于世界七大奇迹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为它们讨回这个清白；
　　——近闻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共湖北省委贾志杰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蒋祝平省长，下达批示和指令，加强对它进行保护；
　　——中共十堰市委书记李宪生、市长马荣华，邀请湖北省炎黄文化学会副秘书徐世杰先生，偕同新华社记者一行数人，对它进行洗尘，建议把它列入各级政府的历史文物，给它更多的呵护与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