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啸天，男，四川大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系主任、教授。
摘要：边塞诗一向被认为是属于盛唐的一个题材。而明代的边防诗，则可以看作是边塞诗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明代的边防诗有两个系列。一是关于北部边防的边塞诗，一是关于东南沿海的海防诗。前者基本上沿袭了唐代边塞诗的传统；后者则在唐人边塞诗外另辟一境，更具新意，同样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样写战斗，却更多地带有海风和里巷的气息，直开唐代边塞诗未有之意境，构成明诗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关键词：明诗；边塞诗；边防诗；海防诗
明代边防诗是边塞诗在明代的延伸。从写战争的角度看，边塞诗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诗经《秦风·无衣》、《小雅·采薇》，以及汉乐府《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关于战争和征人的诗。而文人边塞之作始于八代诗人如曹植的《白马篇》、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篇。隋及唐初，国家统一，疆土扩大，人们对边塞战争和边塞生活渐渐关心，卢思道、薛道衡、初唐四杰、陈子昂等都写过一些边塞诗。但总的说来，盛唐以前边塞诗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到盛唐，随着开疆拓土、军威四震，边塞军功成为一大出路向文士开放，边塞诗便大量产生，在内容和艺术上也为前人不可企及。盛唐边塞诗主要反映边塞战争，以身许国的热情，和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反映边区生活风情，各民族间友好相处的生活；描写边塞风光，和诗人对自然美的最新发现。边塞诗俨然成为反映边地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和表现一代唐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主要诗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林庚说边塞题材“仿佛是只属于盛唐的一个题材；盛唐之前既颇少见，盛唐之后乃几成为绝响；李益几乎就是边塞诗的最后一个诗人。”［1］
认为边塞题材只属于盛唐这一说法，在一定的前提下还是有道理的：经过安史之乱，中晚唐诗在气象上不逮盛唐，现实主义逐渐成为主要的诗歌潮流。中晚唐诗人除李益而外，如戎昱、曹松等人，其创作虽然仍涉及边塞题材，但情调不免衰飒。五代十国，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朝代更迭频仍，边塞题材从诗歌创作中消失。宋代从开国伊始，对来自北方的侵略一直处于被动妥协的态势。南渡后爱国主义思潮虽一度成为诗歌创作主流，诗人多倡言恢复，但与表现民族自豪感为特色的盛唐边塞诗，已有本质的区别。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边塞题材遂从诗歌中消失，也是很自然的事体。
不过，明代又当别论。从总体上说，明代的国力虽然没有唐代那样强大，却也不象宋代那样孱弱。明代也有外来的威胁，在北方主要来自游牧民族如蒙古鞑靼部、瓦剌部，在东南沿海主要来自倭寇。当时称为“南倭北虏”。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就基于“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认识，定下“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2］的以守御为主的国防政策。重建了以长城为主干的北部边疆防御体系，后来又建起了以卫城、所城为骨干，堡寨墩峰相结合的海防设施体系，成功地抵御了外来的入侵。
明代的国防现实，及时地反映到诗歌创作中，这就是明代的边防诗。与国防形势相应，明代的边防诗有两个系列：
（一）关于北部边防的边塞诗，基本上沿袭了唐代边塞诗的传统，在内容和手法上，都处在唐人的延长线上。
（二）关于东南沿海的海防诗，则在唐人边塞诗外另辟一境，从内容到手法都不再是简单摹仿唐人，而有更多的新意，成为明代诗歌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部分。为了区别于唐人的边塞诗，本文将它们称为明代的边防诗。
关于北部边防的边塞诗。这类诗作较早可以追溯到于谦，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明宣宗宣德初（1426）授御史，迁兵部侍郎，巡抚山西、河南近二十年，为官清正。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亲自率部与瓦剌人战于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唐初置镇，本名统漠，后讹为土木，明永乐初置堡），被瓦剌俘虏，成为瓦剌对明廷进行政治要挟的筹码。于谦临危受命，请示太后立王为景帝，因任兵部尚书，反对南迁，调集军队，进行抵御。瓦剌挟英宗两至大同，称奉明天子还，守将郭登皆严阵以待，言国已有君，拒而不纳。终于击退了瓦剌入侵，而保卫了北京。天顺元年（1452）英宗复辟，于谦等被诬谋逆，被害。孝宗弘治初（1488）赠太傅、谥忠愍，神宗万历中改谥忠肃。谦不以诗名世，所作以勤政戍边生活为内容，诗风刚健质朴，他在巡抚山西时所作，如“塞北穷冬候，无风也自寒。楼高窥朔漠，无事莫凭栏。”（《并州北门城楼》）“鸣驺拥道出边城，月淡星疏骑火鸣。驿路径行三十里，漏声犹自报残更。”（《晓发太原》）“西风落日草班班，云薄秋空鸟独还。两鬓霜华千里客，马蹄又上太行山。”（《上太行》）等等，各自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戍边者的生活风貌和思想感情，诗风豪宕沉郁，上继唐人边塞之作，却无模拟唐诗的痕迹，开启了明代边防诗的先声。
明孝宗弘治至明神宗万历时期，边塞多事，于是边塞之作始大量产生。这一传统题材的复苏，和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鼓噪一时凑合起来，体现出一种阳刚壮美的诗风，成为复古文学运动的最佳实绩。被王世贞誉为“才高气雄，风骨遒利”［3］的李梦阳，就是身体力行、复兴边塞诗的第一人。所作如“季冬饮马长城窟，沙砾飞扬带白骨。榆台岭边闻鬼啼，犹是今年战亡卒。”（《云中曲送人》）“北风吹日马毛僵，腰间角弓不可张。逢君莫唱云中曲，腊月云中更断肠。”（同前）“天设居庸百二关，祁连更隔万重山。不知谁放呼延入，昨夜杨河大战还。”（《行经塞上》）等等，反映了北部边塞的景象，明军与鞑靼人之间的战争，表现对边塞士卒的同情，与盛唐诗的气息是一脉相通的。前七子的其他作家如徐祯卿、何景明，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亦不乏或雄豪、或悲慨之作：“青天碛路挂金微，明月洮河树影稀。鸿雁哀鸣飞不度，黄云戍卒几时归？”（徐祯卿《从军行》）“急杵繁砧一郡秋，西风落月万家楼。不知塞上征人怨，但见闺中少妇愁。”（何景明《秋日杂兴》）“中丞万马下榆关，拂海旌旗破虏还。幕府秋阴连杀气，散为风雨暗燕山。”（李攀龙《王中丞破胡辽阳凯歌》）“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同上《塞上曲送元美》）“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同上《和聂仪部明妃曲》）“马首垂杨折送行，洒阑长揖宝刀横。军中最是多兄弟，不唱阳关第四声。”（王世贞《从军行》）“旌旗春偃白龙堆，教客休停鹦鹉杯。歌舞未残飞骑出，月中生缚左贤来。”（同上《塞上曲》）这些诗从内容题材到手法风格，“函思英发，襞调豪迈”、“开阖铿锵”、“诗亦是太白、少伯雁行”［4］，较为迫近盛唐。虽有极为现实的内容，却多用乐府旧题写作，表现的角度和手法，对于唐人变少而复多。其似太白、少伯处，即是不如太白、少伯处。唯有后七子中的谢榛不在此限。
谢榛（1494－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临清（今属山东）人。少喜游侠，后折节读书，刻意为诗，渐闻于时。嘉靖间入京，与李攀龙、王世贞等建立诗社，年齿居长。后来李攀龙声名大振，彼此论诗不合，遂绝交。于是遍游诸藩王间，以布衣终身。主张与李、王并无二致，亦主盛唐而轻宋诗，唯较李、王取径为宽，认为初盛唐14家咸可为法，“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5］他长期游历秦、晋、燕、赵，所作诗歌极富生活实感，时有突破唐人藩篱处，不独以数量取胜：“风起单于台，胡笳秋正哀。弯弓度沙碛，不为射雕来。”（《塞下曲》三首）“塞上黄须儿，饮马黑山涧。弯弧向朔云，莫射南飞雁。”（《塞下曲》四首）“青海城边秋草稀，黄沙碛里夜云飞。将军不寐听刁斗，月上辕门探马归。”（《塞下曲》十首）“旌旗荡野塞云开，金鼓连天朔雁回。落日半山追黠虏，弯弓直过李陵台。”（《塞上曲》四首）“朝晖开众山，遥见居庸关。云出三边外，风生万马间。征尘何日静，古戍几人闲？忽忆弃者，空惭旅鬓斑。”（《榆河晓发》）“控海幽燕地，弯弓豪侠儿。秋山牧马处，朔塞用兵时。岭断云飞迥，关长鸟度迟。当朝有魏尚，复此驻旌旗。”（《居庸关》）谢榛兴趣极佳，其边防诗大多成组地写，或揭露蒙古鞑靼部侵扰中原的行径，含蓄地向当局敲响警钟，或描绘明朝将士与鞑靼部族激烈战斗的情景，展示其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笔力遒劲，颇具风骨。有的诗作真实描写西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题材新颖，生活气息浓郁，如“石头敲火炙黄羊，胡女低歌劝酪浆。醉杀群胡不知夜，鹞儿岭下月如霜。”（《漠北词》六首录一）接近高适《营州歌》、岑参《赵将军歌》一路，即使在唐人边塞之作中也不可多得。可谓开出新的生面。
关于东南沿海的海防诗。谈到这一类边防诗，不能不提到中日关系。在唐代，中日关系是相当亲善的，宋元时代也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而到明朝立国前后，日本进入南北分裂状态，内战不休。战败的南方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与明土的不法商贾相勾结，经常入侵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活动。因此，明代开国即加强海防建设，永乐年间，总兵刘江曾率部在辽东大战倭寇，歼敌2000馀，较长时间赢得了海疆的安宁。到嘉靖朝，日本进入十六国时代，众多诸侯想要与明朝通商，二年（1523）日本贡使发生争贡事件，明罢市舶司不设。此后日本商人武装走私愈演愈烈，北起江淮，南迄广东，无不深受其害。以后倭患转移到浙西苏、松、杭、嘉等富庶地区。三十一年（1552）起，明廷增派重臣如张经、俞大猷、胡宗宪等，督察海防，三十四年取得王江泾大捷，被称为明有倭寇以来战功第一。而在抗倭的斗争中，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其杰出代表之一就是戚继光。而明代边防诗的杰作，恰恰成于这些亲身投入边防建设的人士之手，相当引人注目。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蓬莱（今属山东）人，出身将家。初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四年调浙江胡宗宪部任参将，抵抗倭寇。鉴于旧军素质不佳，曾在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新军作为抗倭主力，以战功卓著升福建总兵官，二年后与俞大猷剿平广东倭寇，解除东南倭患，威震南方，人称“戚家军”。隆庆元年（1567）被张居正调往北方，总理蓟州、昌平、保定军务达十六年。居正死，被排挤去职。死后谥“武毅”。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
戚继光兼资文武全才，其诗多描写军旅生活，抒发报国情怀，一时诗人，亦多有赠酬：“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虏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玄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戚继光《盘山绝顶》）“霜溪曲曲转旌旗，几许沙鸥睡未知。笳鼓声高寒吹起，深山惊杀老黎。”（前人《晓征》）“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前人《马上作》）“十载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木叶丹。”“（前人《望阙台》）”“衔枚夜度五千兵，密领军符号令明。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沈明臣《凯歌》）”“战罢亲看海日，大酋流血湿龙衣。军中杀气横千丈，并作秋风一道归。”（徐渭《凯歌赠参将戚公》）“毋嫌身价抵千金，一寸纯钩一寸心。欲识命轻恩重处，灞陵风雨夜来深。”（王世贞《戚将军赠宝剑歌》）
以戚继光为代表的边防诗人，所作大都交织着豪情与悲情，而以豪情为主。如《晓征》写部队早行。诗中说军声恐怕要把深山黎惊杀，似乎有点煞风景，破坏了山中和平的气氛。殊不知正是这支军队———戚家军，和别的边防部队，保卫了沿海一带的和平。所以言下之意，是老黎大可不必惊慌。诗趣就在于语若致歉，实深慰之。诗人显然怀着十分得意的心情，字里行间全是风流自赏的意态。作为民族之英雄，诗人有权作这样的自赏。《马上作》则真实地反映了诗人转战南北，保卫国防的英姿雄风，一个身不离鞍马的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这个人物形象是紧紧地和战马与横戈联系在一起的，不能须臾分离。“一年三百六十日”初读似乎是一个凑句，其实很有妙用。它出现在“都是横戈马上行”的点睛之笔的前面，起到了必要的渲染作用。这一年三百六十日，并不是天天风和日丽，花红草绿，也应有雪雨风霜，严寒酷暑。一日横戈马上不难，难的是三百六十天如一日。诗中只从容道出“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这样一个事实，没有明确表示情感态度。显然以抒发豪情为主，又也未尝没有倭患未除何以家为的感慨。
沈明臣以秀才为抗倭名将胡宗宪掌书记，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胡宗宪“宴将士烂柯山上，酒酣乐作，请为铙歌十章。援笔立就，酒酣高吟，至‘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少保捋其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命刻石置山上。”［6］《凯歌》是明人七绝中值得称道的作品之一，诗中写夜战巷战情景，语极独到，遍索汉唐边塞之作罕有。诗中写偷袭，不是大规模的阵地战，没有鼓角齐鸣，震动天地的声势；将士们分散闯入敌营，凭事先着好的标记区分敌我，同敌寇展开了一场白刃相搏的近战。狭路相逢，写出敌忾；短兵相接，则敌无所逃。“杀人如草不闻声”一句出神入化的写出了官军的掌握主动，而敌方丧失了战斗力，从而遭到歼灭的情况。“杀人如草”的比喻之妙，极见杀敌的轻易和官军出手的神速。诗人从战斗的总体气氛上落笔，极见战事进展之顺利，所谓兵贵神速。“不闻声”的厮杀，比有声的厮杀，更叫人心惊胆寒。
显然，真正表现明人独特面貌的，并不是面对北部边防的边防诗，而是面对南疆、针对倭寇的海防诗。这才完全是明代人自己特有的东西。北部边塞诗比较接近唐代边塞诗，一是带有北部（东北或西北）的地域特色，二是与“诗必盛唐”的主张相应，在创作上接近盛唐风调。而在南疆的抗倭或海防诗中，盛唐边塞诗的影响却非常淡薄，甚至可以说是一空依傍，自道所得。同样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样写战斗，却更多地带有海风和里巷的气息，直开唐代边塞诗未有之意境，令读者耳目一新。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作品，明代边防诗才能在明诗中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参考文献：
[1]林庚。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J]。社会科学战线，1982(4)。
[2]朱元璋。皇祖明训·箴戒章[Z]。
[3]王世贞。艺苑卮言[Z]。
[4]国雅品[Z]。
[5]谢榛。四溟诗话[M]。
[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