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总是心有不忿，这个妇人万里寻夫，一抹眼泪长城倒了八百里！我总生怕她多抹眼泪多倒长城，结果是她的悲愤宣泄了，更多苦盼的妇人失去了丈夫，同时更奇怪劳民伤财修这么长的一堵破墙到底派什么用场呢？后来到八达岭、居庸关等走了走，非但没有好汉的感觉，也没有探古访幽的冲动，修葺得整整齐齐的厚墙反而堵到心里去了！
　　年岁渐长后，才知道其实中国人“上下三千年，纵横十万里”，从春秋始到明代止，居然修过三次万里长城！始皇帝一统天下后的秦长城是最早的，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至今已湮没。汉长城西起新疆罗布泊，东至鸭绿江畔，今日烽燧相望，亭障犹存。而明长城则西起嘉峪关，东至丹东虎山，工程之浩大几近浩劫。
　　汉长城最令人感慨，春风不度之玉门关，劝君更进一杯酒之阳关，今天都竟然是颓废孤独的黄土堆而已，周围荒芜到连骆驼草都难以生长。难道这是曾经恢宏气度让万千人景仰的汉长城雄关？而《淮南子》中分明说，此地是“穆天子觞西王母”的瑶池仙境，李商隐凄美之辞曰“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其所言之三青鸟的栖息地三危山，据传也临近玉门，即屈原在《天问》中所惑的“黑水玄趾，三危安在？”之所。直到清道光年间，罗布泊、敦煌一带，据说仍有虎豹熊罴，而我们在炙日流沙中驱车近200公里，却只看到残破的汉长城，了无生命迹象。玉门关边是疏勒河，其荒袤之河床蔚为壮观，掰开汉长城之墙体，不难发现乃是一层水草一层黄土，混合河水夯垛而成。史书记载当地水草丰美，疏勒流急，是汉武帝得汗血天马之所。如今在阳关、玉门极目四望，疏勒已干，荒漠冷峻。古称牢兰海，一度拥有近2000平方公里水面的罗布泊，更成了生命禁区。其中或有沧海桑田的自然变迁，但汉代以来就“广田积谷”的阳关、玉门关周边竟风貌全失，恐怕是人祸甚于天灾。清《敦煌县志》悲叹：“在千年为沃野，但滥伐树木，废原渗水渠道而河流干涸，地下水下降，乃逐渐风化而成沙漠地矣！”在玉门关前默然凭吊，回想当年丝路繁华，驼队逶迤，关隘险阻，金戈铁马，冷月刁楼，气吞万里如虎，而今世远年湮，城关寂灭，阳关隐去。风物安在？
　　自酒泉到敦煌终入罗布泊筑就的汉长城，在当年哈拉诺尔和疏勒河沼泽之南，烽燧千里相望，想必是极艰巨的工程。但令人不解的是：唐汉之前，中华国力鼎盛，威降宇内，将士更不乏轻生死，重然诺的豪迈，正所谓“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醉卧沙场的气度，马革裹尸的雄浑，远不是宋元以后的阉理犬儒可望项背的，如何竟要依赖一堵塞墙呢？这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汉时即有卫青、霍去病击灭匈奴、李广利杀伐大宛、赵破奴掳掠楼兰、班勇大败匈奴呼衍王等赫赫战事，夷族几乎被杀戮灭顶，汉唐军事上的优势是勿庸置疑的。《史记》中之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屡遭汉军进击，失去了水草肥美的祁连山等游牧地，悲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汉之武威不可谓不盛，直到清代，也仍有康熙帝、左宗棠等强悍定西。但战事绵延无疑使国库空虚，民生唯艰。加之从匈奴至满人均多游牧，其居无定所，不断掳掠迁徙，古时称其为“走国”，最令人困扰之事莫过于其几十乃至数百人众，啸然突入河西乃至中原，烧杀淫掠，所掠走的财帛不过十之二三，而毁弃的则有十之七八，迫使唐汉不能不攻防恩威并施。往往在夷族“控弦十余万，荼毒日烈”时，则重兵西征务求斩尽杀绝；而在夷族衰微时，则解甲放马以利于民养生息，这时修筑长城就成为最经济的防御手段。或者说，从秦时三筑长城，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本来就防范袭扰而难御侵略的。汉简中记载：“望见虏一人以上入塞蕃一积薪，举而蓬；夜两苣火；见十人以上在塞外，蕃举如一人□□。望见虏五百人以上若攻亭障蕃一积薪，举三蓬，夜三苣火。”可见敌情严重的“三道狼烟”大体是指五百人以上的袭扰。筑长城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经济的防御手段，其奏效的前提是在夷族嚣聚日众之前，中原政权必须予以其毁灭性打击。但可惜2000年历史悲情往往是皇帝横征暴敛有道，而抵御外侮无方，结果长城颓然成为屡被攻陷的破墙。难道在马上引弓迁徙无定的掳掠者面前，今人能够设计出较之修筑长城更为经济有效的手段吗？
　　与汉长城的惨烈杀戮相比，明长城的西端“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则充满着荒诞的黑色幽默。嘉峪关得名于嘉峪山，据说是取其“林泉秀美，涧壑寂寥”之意，但明时始筑嘉峪关时，已然荒野大漠，连野骆驼都难生存，哪里还有什么林泉涧壑？自汉代起，“自酒泉至盐泽往往起亭障”，是为固河西斥西域，保证丝路顺畅的，宋元前嘉峪山有关无城也并无妨碍；而其后海运渐盛，丝路已废，劳民伤财修筑嘉峪关，实在是非常奇特！从地势上讲，嘉峪关北倚黑山，再北接大漠；其南临讨赖河，再南为祁连雪脉，若在汉时即筑居于祁连山和黑山山脉要冲的嘉峪关，的确可能有汉遮虏障之效。但明时历经三年,征夫九万再弄个“天下第一雄关”多少让人啼笑皆非的意思。600多年来嘉峪关的“雄起”确也荒诞。
　　荒诞一在于将嘉峪关之西万余原野再度攘斥在化外，自汉设置西域都护开始，中原政权已掌控西抵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南起喀拉昆仑山脉北麓，北达天山的辽阔疆土，其风物人情，已与中原无异，《旧唐书》中甚至说：“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而嘉峪关起，敦煌以西竟沦落为化外关外。不思开疆拓土反而自甘弃民废郡，恐怕是气数已尽的凶兆。
　　荒诞之二在于所谓“天下第一雄关”自修筑以来并无值得一哂的战事，仅在《敦煌杂钞》中，记有“弘治七年，以土鲁番叛，闭关绝西域贡，……兵备道李观澄构大楼以壮观，望之四达。”其中所指的关即嘉峪关，而大楼则是嘉峪关的主要建筑罗城。史载土鲁番遁去，然后大楼起，既然久绝战事，看来嘉峪关一开始就是供“壮观”、“四望”的场所，而不是什么兵家必争之地。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自嘉峪关筑成，闭关日多，开关时少，尽管丝路在唐以后渐废，但直到清代沿途还设置驿站，民间商旅之骆驼队、马队仍络绎不绝，至民国初年始彻底毁弃。有了嘉峪关后，无论有无虏患，居于城关中的游击将军最喜闭关，给关内外的客商民夫、粮食谷物的流通认人为设置了障碍，使嘉峪关外民怨沸腾。陕西总督文绶在其奏折《陈嘉峪关外情况疏》中有真切描述：“嘉峪关本属内地，应请每日晨开酉闭，以便农民、商贾前往关外，广辟田畴也。查嘉峪关旧例：每日将关门常闭，唯是有人出关，验照方得放行。今仰赖圣威覃被嘉峪关外，拓地二万余里，安西以外设官安营，星罗棋布无异内地矣！乃官吏循照旧例，仍行常闭。凡有经过者，俱查验年貌询明姓名注册，方得开关放行，不免守候稽延之累。在关外立业垦田者，既愿招致亲朋；内地无田可种者，亦须相携出门，乃皆阻隔于一关，未免趑趄不前。”汉时长城除防夷患之外，当然也有阻隔之意，但主要是为防范已归化的夷族和发配戍边的“恶少年”不耐寒苦而叛逃，到明代之嘉峪关时，已经彻底沦落为懦弱无勇的闭关锁国了！
　　由壮怀激烈的阳关隐去，到徒有虚名的天下雄关，长城的蕴意竟嬗变至斯！从威加海内云飞扬，到万马齐喑究可哀；从陇亩相望烽髓万里，到大漠孤烟了无人迹，一代文明的里程碑终于沦为破墙。在流沙朔风中孓然惘忆，胸中块垒郁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