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河畔草，
　　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
　　宿昔梦见之。
　　……

　　这本来是东汉蔡邕作的一首《饮马长城窟行》的古诗，描写的是汉代男子征戍边疆，其妇人思念丈夫，悲其饮马长城窟的劳作之苦。但每当我读到这首诗时，就想起了教过我秦汉史课的张维华先生，他曾经在课堂上引用过这首诗。记得他讲道，汉代的徭役、征戍，非常繁重，百姓不堪其苦，有一首诗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接着他手扶讲桌，双目微闭，动情地吟哦起这首诗来。他发声深沉浑重，略带寿光乡音的调子，在第二字和第五字的后边，拖着长长的尾音。我们听着听着，好像自己也到了长城窟戍边饮马一样。三十多年来每念及此，这动情的吟哦就宛然在耳，张先生的音容笑貌也历历目前。
　　我是1962年认识张先生的。那一年我高中毕业，考入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的后期，为解决国家经济困难，争取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各行各业都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战线经过又红又专的大辩论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劳动，也逐步从“整风反右”以来万马齐喑的局面中复苏过来，开始注重教学质量。记得当年高考，强调成绩，宁缺勿滥，历史系新生只招收30人。开学典礼是在老校大操场举行的，成仿吾校长讲话号召我们又红又专，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系里也召开迎新会，风度翩翩的蒋捷夫主任高兴地向我们介绍，山东大学是以文史见长的，你们考入历史系，学习几年之后，就可以成为小专家了。不料这句随便说出的话在当时确实振奋了我们一下子，却给蒋主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后来的学术批判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分子”，批判他这句话的大字报底稿能有一斤多重。
　　蒋主任还说：你们这届学生赶上了好时候，“高教六十条”颁布了，要求老教师走上教学第一线，著名的童书业教授、陈同燮教授、王仲荦教授、华山先生、张维华老师等都要亲自给你们上课。随后，给我们一一介绍了以上诸先生以及黄云眉、孙思白、韩连琪、郑鹤声、卢振华、葛懋春、徐绪典、庞朴、黄冕堂、郑佩欣、刘明翰、路遥、赵华富等先生。
　　只要看一看这些先生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师资是多么强大的阵容！这些先生先后都成了中国史学界的名流学者，煌煌大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占有着一席之地。可惜我们那时候还大都是刚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少不更事的小毛孩子，中学时代只啃了几册历史课本，不少先生的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至于研究学问，当专家学者，更是一窍不通，想也没有想过。不过听了蒋主任的讲话，确实受到了很大鼓舞，心里也轻飘飘美滋滋的，庆幸自己考进了一个名牌大学。
　　为什么蒋主任在介绍童书业等先生时称其为“教授”，而华山则只称“先生”，张维华称呼为“老师”呢？这在当时很长时间是我心头的不解之谜。后来才知道，华山先生调进大学任教时间较晚，50年代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一直没评定职称，称号是教员，蒋主任不便与“教授”并提，遂称之为“先生”。那么张维华老师呢？论年龄，他也不比其他人小；看气度，也颇像个很有学问的人。在当时的系办公室里教职工名单“张维华”一栏上，其职务怎么也赫然写着“教员”二字？
　　原来，正是这个被称为“教员”的张维华先生，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与燕京大学研究院。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及后来在禹贡学会工作时，很受陈垣、顾颉刚先生的赏识。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齐鲁大学、河南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过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1957年整风反右他被划成了“右派分子”，1962年刚刚摘掉帽子，还没有恢复其公正的待遇。
　　张先生是在1963年春节过后继童书业先生的先秦史课后给我们讲授秦汉史课的。他讲课声音不高，慢条斯理，且带着轻微的寿光乡音。但因为我们这个年级人数少，系里给安排的是文史楼二层的小教室，所以大家还都听得很清楚。记得他在第一课时，就给我们强调了学习秦汉史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们，秦汉这一段在中国古代史中位置很重要，因为这个时期，一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已经形成，各种制度比较完整，有代表性；二是前人留下的和地下发掘的史料较多，研究问题容易着手；三是从事这段历史研究的人员也多，许多问题已有定说，历史发展脉络清楚。学好了秦汉这一段，以后各朝各代就比较容易了。这给我们的启发很大，后来我们班（包括我自己）很多人喜欢秦汉史，与张先生给我们讲的秦汉史课不无关系。张先生学养深厚，才思敏捷，课程安排条理清楚，详略得当。当时学校重视“三基”教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训练），为了使我们把基本东西掌握好，张先生先以名词解释的方式将“焚书坑儒”、“黄老学说”、“文景之治”、“晁错削藩”、“七国之乱”、“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独尊儒术”、“丝绸之路”等人物和事件专题讲解，而后分几段串讲教材内容，将秦何以亡，汉何以兴，两汉社会经济有怎样的发展，思想文化是如何的繁荣等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教给我们，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学习既有总体概念，又有专业深度。张先生是研究汉武帝的专家，早在1957年就有《论汉武帝》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讲汉武帝如何选拔人才，富国强兵，把西汉建设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时，声音也大了起来，充分论证了汉武帝在形成“汉唐盛世”中的历史地位。有一次课下我们评论张先生的课讲得不错，有个在50年代受业于张先生的老师告诉说，1957年以前张先生的课讲得还要好呢！现在他处处小心，恐怕说错了话，已经不敢大胆讲课了。
　　小心归小心，张先生还是有“说漏话”的时候。当时，国民经济困难，粮食定量不够吃，农村更是“瓜菜代”。离家近、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可以从家带点零食、炒面贴补贴补；离家远的农村学生春节放假都没有钱买票回家，就别想有什么贴补了。幸好当时国家放宽了政策，提出在优先发展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发展社员家庭副业。于是，在山大没有院墙的新校楼边路旁，就出现了卖烤地瓜、螺丝、瓜果、蔬菜的手推车、小地摊。他们不光要钱，没钱的也可以用破书废纸换着吃。饿得没办法的穷学生常有抱着一摞摞用过的讲义破纸换烤地瓜吃的。霎时间，形成了山大校园内的一道风景。正好，这时张先生的课讲到汉代的“平准”、“均输”、“算缗”、“告缗”。中国社会历代以农业为基础，重农抑商是封建社会发展经济的一贯政策。汉武帝为了打击“富比王侯”的商人、高利贷者，除实行平抑物价的“平准”、“均输”外，又颁布“算缗”、“告缗”令，规定向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凡是对自己的财产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如被人告发，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财产，对告发的则奖给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一时，“告缗”者风靡全国，许多乘机报复、诬告他人的人发了大财，而不少小商人则被弄得倾家荡产，流落他乡。张先生不同意“告缗”制度解放了大批奴婢、发展了社会生产的流行观点，反过来指出过头的政策会给社会带来副作用，造成灾难。并且举例说，破产的商人想和现在一样卖个烤地瓜，也是办不到的呀！
　　这堂讲课不知怎么传出去，被人在系里议论起来，结合张先生的“右派”身份，自然被认为是影射党的政策，对现实不满。听说系里还指派专人调查座谈，看张先生讲课还有哪些问题。除反映他有时情绪不高、课程进度太慢之外，好在没有收集到其他材料，也就当个学术看法问题未加处理，不了了之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社会上的政治空气一天天浓起来。报纸、广播强调要抓阶级斗争，学校里也大喊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接着全党全民掀起了学习雷锋运动的高潮，要求师生员工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像雷锋同志那样自觉改造世界观。1963年底1964年初，学习毛主席诗词的群众运动又掀了起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诗词十首之后，郭沫若先生又接连不断地发表了学习《七律·到韶山》、《卜算子·咏梅》等心得体会，把学习毛主席诗词的运动推进得一浪高过一浪。各系各班举办各种类型的朗诵会、讲解会，黑板、墙报到处写的是心得体会，喇叭里一天到晚都是学习毛主席诗词的专题广播。历史系也专门组织召开了几次大小不同的学习会、座谈会。记得在系资料室的一次毛主席诗词讲解会上，请张维华先生出来讲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他满怀激情地讲起了毛主席写这首词的深刻意境、雄伟气魄。他说：“您见过‘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景象吗？严冬到来，黄河冰封，咱们泺口的河水都冻实了，冰层上面能赶大车！”
　　这本来说的是实话，以实例讲解毛主席诗词，当时会场上却有人交头接耳，会后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来，说张先生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随便举例歪曲毛主席的诗词，是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幸亏系主任蒋捷夫宽宏大量，在做了一些人的工作之后给大家解释说，他比较了解张先生，黄河结冰过大车也不违背毛主席诗词的原意。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没有给张先生酿成大祸。
　　1964年以后，社会上山雨欲来风满楼。先是开展学术领域里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批判，张先生因为多年没有文章发表权，未参加对“让步政策”、“李秀成自述”、“清官论”等的批判挞伐，他幸免于难。当时他无课可教，除参加系里集体活动外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傍晚时分，有时见他微弓着腰、倒背着手在校园东南部的林荫小道上踽踽独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过去见他清闲，有时还凑上去问候问候，请教个问题。这时因为“崩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也绕道而行，不去找这个麻烦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成校长、蒋主任等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是地富反坏右的保护伞，当然张先生也不会被放过。他照例被“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抄家、打扫厕所，作为“牛鬼蛇神”被横扫、批判。几次批斗大会上，他都被押上台陪斗。但因为是“死老虎”，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罪行”，所以，也没有斗出他多少道道。到后来，各帮各派忙于自己争权夺利，打派仗，这些“活老虎”、“死老虎”统统给安排到农场去劳动改造，也顾不上多管多问了。
　　记得有一次是在1966年夏秋之交，火辣辣的太阳照射着新校大操场，一队“牛鬼蛇神”被某个组织的小将们押送过来拔草，松松垮垮的队伍中有陆侃如、冯沅君、高兰、童书业、陈同燮、张维华等。张先生出生在既贫且贱的农民家庭，拔草这活不过是区区小技，我看他并没有为难之色。而这对于童先生、陈先生和冯老太太他们来说，却不是简单的事儿了。只见童先生头戴草帽，蹲在地上，他两手并用，只拉住一棵地排子草的几根茎叶，猛一使劲，茎叶拽断了，草没薅下来，童先生却一腚蹲倒，仰面朝天，破草帽子滚了好远。“革命小将”们放声大笑，嘴里还狠狠地骂着什么。童先生只好用衬衣袖子擦擦热汗，拾起草帽，再蹲下去重复上面的动作。虎落平川，鱼游浅水，如此的侮辱人格，践踏斯文，到现在回想起来还叫人满腔义愤，心寒不已！
　　后来，革命也革到了我们这些“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们头上，毕业班一律被分配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恢复高考，张维华先生也招收了研究生。从他的弟子那里了解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张先生并没有遭受更大的冲击，基本上还算平安无事，心里也踏实多了。我研究生毕业之后被分配到齐鲁书社工作，80年代初正好有张先生的《汉史论集》、《晚学斋论文集》和《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三部大书在齐鲁书社出版，除了尽力协助编辑出版好先生大著、重新学习著作中的宏文高论之外，我还深为先生虽身陷逆境，仍坚韧不拔地探求真理、研究学问的精神，而啧啧赞叹！
　　张先生做学问功底扎实，方面很广。他在秦汉史、明清史、历史地理学，尤其是中西交通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突出的贡献。他是我国少数著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之一。他研究汉武帝，不仅是研究汉武帝本人的思想和作为，而且还深入研究汉武帝这个时代，充分论证汉武帝时代不仅是西汉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且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西汉一代之诸侯王国》等论著中，他深刻地揭示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一条主线，即分封制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相互矛盾又相互结合的演变。他认为自景帝“七国之乱”后直至清末的全部历史，都存在着如何应付或解决分封制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问题，这是中国走向统一或分裂的大问题。他勤学善思，注重调查研究，能够从很普通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所未发现的问题。《中国长城建置考》、《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明辽东边墙建置沿革考》等历史地理名著就是这样写成的。1936年，他参加禹贡学会组织的河套水利调查团，亲赴河套诸地考查访问，并深入民间，耐心搜求核证了清末水利专家王同春的生平事迹，写成《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一文，遂使王同春先生开发河套的先进事迹得以传世，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普遍赞誉。张先生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中，更有其独特的建树，《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是现代学术界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早期著作之一。四五十年代，他一直坚持中西交通史的教学与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关论著，《明清间中西思想之冲突与影响》、《清初平定喀、准两部时之中俄关系》、《明代海外贸易简论》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认为，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从分裂走向和睦团结、和平共处的必要途径。这也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一样，人类社会现在虽然四分五裂，但从未来的远景看，最终必然会走上文化融合、亲密无间、和平共处的道路。论辨如此，你不能不佩服张先生的真知灼见，远见卓识。在治学方法上，张先生一贯坚持史料和史学的相结合，反对繁琐考证，注重主要问题。他认为，“一字之发现，等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的说法是夸大其词，无稽之谈。研究历史，不能光抓细枝末节，钻牛角尖，而应当下苦工夫掌握资料，锤炼观点，精读主要史料，解决重大问题、主要问题，这才是研究历史的真正目的。他教导我们，做学问必须要树立长远的目标，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下定决心，努力不懈，这样才能有希望做出一些成绩。张先生的治学方法启迪、教育了几代学人，使我们受益终身，不敢或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一次次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正是仁人志士一显身手、大有作为的好时候，可是张先生却年岁老了。1987年6月6日，他不幸与世长辞。在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上，缅怀张先生忍辱负重、勤苦奋发的一生，许多人都掉下了心酸的眼泪。
　　河边的春草又青了。我的耳旁仿佛又响起了张先生朗读“青青河畔草”那动情的声音。这声音浑厚纯朴，哀宛动人，就好像张先生纯朴可亲的形象一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鼓励我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