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23日——7月21日，我们前往云南，对轰动国内外新发现的“滇东长城”进行考察。考察中得到云南省文化厅、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及有关各县（州）文管所、乡政府、村管会领导和武警部队的大力支持。出发前我们曾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认真拜读了于希贤教授和贾向云、于涌编著的“云南古长城考察记”①和中国文物报、北京及云南省各大报刊及网络上对“滇东长城”的各种不同意见。考察中对有争议的地段及于教授等认为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地点（地段）进行了重点考察。
长城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政治、军事、经济诸因素的综合产物，它是中国古代永久性的军事工程体系。“长城埂”是不是长城，首先要确定它是不是“古代永久性的军事工程体系”。因此，我们本文仅从军事的角度对“滇东长城”进行考察与思考，认为有以下疑问值得深入探讨并向诸学者、专家求教：
一 “滇东长城”怎能修进别人的辖区内？
据于希贤教授、贾向云等描述，“滇东长城”是由云南省曲靖市的马龙、陆良县，经昆明市的石林、宜良县南至红河州的泸西、弥勒县，止于弥勒东南部的巡检司镇，大体南北走向。②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先生认定这段长城是西汉末文齐所筑。③据《华阳国志》、《后汉书》等文献记载，西汉末王莽时期（《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定在新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前后）确曾任命文齐为益州郡的太守。④（两汉）益州郡治在滇池县，今云南省晋宁县东北的晋城镇。⑤
经史家考证并绘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两汉时期的益州郡的地域，今弥勒县北部和泸西县不在益州郡的境内，而是在牂柯郡境内。《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中也有相同论证。⑥据此，于希贤、贾向云所考定的“滇东长城”行经路线中的一部分在益州郡之内，一部分在益州郡之东的牂柯郡内。如果持“滇东长城”为文齐所筑的诸位专家没有证据证明两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益州郡辖区的绘法和《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中表述有误。哪么试问，文齐怎么能到别人的辖地内去修筑军事工程？
二 “滇东长城”防谁？
“‘古长城埂’的立面皆向西方，也即东部平缓，西部陡峻。东部易守，西部难攻。”；“于希贤和许主任他们向北走，看到一条高大的古长城，横躺在山的东面。贾向云和向导向山坡的西面走，看到了很密集的掩体群……”此为《云南古长城考察记》中对“滇东古长城”描述中的两段。从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杨梅山的东西两侧都有“长城”存在。从我们实地考察中，也验证了这些描述符合实际。“长城”的防御方向是东还是西，使人一头雾水。
军事工程通常构筑在自己感到受威胁较大的方向或是准备进攻的方向，这是兵家之常识。“滇东长城”经行路线是在益州郡的最东部，而且大致南北走向。据军事常识，它的防御方向应该为东。但据董耀会秘书长所论，威胁益州郡之敌，当时是公孙述。史载，最初公孙述的势力范围在四川和陕南等地，至公元25年才占领地处与益州郡西北相邻的越巂郡。⑦据《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历代建置表》中的表述，越巂郡的南端在云南境内的丽江县、永胜县、大姚县、元谋县一线。如果文齐真曾利用“滇东长城”防御过公孙述，那么此时的益州郡就已经几乎全部失守，这与史实不符。益州郡的东方是牂柯郡，对牂柯郡构成威胁的是位于其北的公孙述占据的犍为郡，大体在今贵州省毕节、遵义以北，也与“滇东长城”相距甚远。而且据文献记载，牂柯郡的“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⑧，与文齐同忠於汉室，不可能是“滇东长城”的防御对象。向西是自已的辖区，更不可能自己防自已。假如文齐在执政时期修筑了长城，那也应该把长城修筑在益州郡的北边和西北边的丽江县、永胜县、大姚县、元谋县一线如果与牂柯郡联合拒公孙述也应把“滇东长城”向东修到贵州北部。怎么会把长城修筑在没有防御对象的地域内？难道文齐连这点兵家之常识都不懂吗？与史与理都不通。董耀会先生断言，文齐与据蜀的公孙述相抗拒就是用的这段“滇东长城”，⑨不知何据。
三 “滇东长城”修筑和守卫的原则是什么？
《孙子兵法》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因地形，用制险塞，”⑩是历代修筑长城选择地形的原则，“山地守隘口，平原守要点”这是历来布防和作战的一项基本要领，也是长城修筑和守卫的要点。
据于希贤、贾向云等的考定的“滇东长城”，全线都距两汉时期的主要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甚远⑾。没有控制有战略意义地隘口和要地，如：两汉时期的滇东地区的交通要道“石门道”和《明史·列传第二百一·云南土司》中所称：“曲靖锁钥全滇，交水当黔、滇之冲，乃阨塞要地。”的曲靖盆地并没有为“滇东长城”所控制和扼守。
从微观的战术看，猴子箐、天花、杨梅山、金子洞等山地的“滇东长城”也不是修筑在有利的地形上。这些地段地势虽然很高，易于防守。但地势孤悬，中间也没有可用于军队运动的孔道，极易被分割，围歼。杨梅山的“长城”修筑在密林之中，若被火攻或发生自然火灾，必全军覆灭，乃军之大忌，近年杨梅山地域经常发生山火即是明证。
再则，丛林之中，不利于长兵器、滚木檑石及抛石器威力的发挥，而利于短兵器的博杀；密林中守军的视线受阻，利于以少胜多的突袭、偷袭战，不利于阵地防御战，这在古人兵法中已早有论及。明朝修筑和守卫长城的名将戚继光曾在《戚少保奏议》一书中的《出塞烧荒》条议中曰：“是月二十六日，统三屯营官兵於喜峰口出关……且哨且行，或二三百里、四五百里，举火将林木草野焚毁殆尽，使夷马不得住牧，而边方易於守瞭”的论述也是最好地佐证。
弥勒县西一乡猴子箐地域的地形是台地上的山地，且西高东低，弥勒至西洱的乡镇小公路从此地域中间穿过。假如两汉时期也存在这条道路的话，就局部而论，这里确实是作战防御的有利地形。然而“长城工事”却没有构筑在有利的位置上。猴子箐无名山东边数百米有两个较低山头，公路由东从低向高盘旋上来，由两山头中间宽仅容双车道的狭窄孔道中穿过。这两个较低的山头处于猴子箐台地的东侧边缘，是瞰制弥勒盆地及弥西公路的最佳位置，但这里并没有构筑“长城工事”。猴子箐无名山西北边是一个腰子型的较宽大的山头，这个山头既有高度又有容量，弥西公路随着腰子型的弯从山脚下通过，这里是即能控制公路，又能俯瞰控制修筑了“长城工事”的无名山的有利地形，是猴子箐地域稳定与否的支撑点。然而，这里也没有构筑“长城工事”。猴子箐的无名山恰恰是处于这两处有利地形中间，是地形最不利的一座独立山峰。但恰恰是在这座独立的无名山峰的东北面的半山腰上有一些人工分层修筑的长短不一，高低不一的“长城工事”。我们在考察中没有发现有“长城”与其它山峰相连。《云南古长城考察记》中称：这里（指无名山）是“典型的军事要地，长城修在这里是很有军事意义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实地考察中发现其附近山体上，也有许多长短不一，规模不等的“石埂子”。这些石埂子上面现在仍是农田，有的是新修筑的，还有的正在修筑中。
石林县段的“滇东长城。”无论是天生关的观音洞；还是磨舍祖及石师公路与“长城”的交汇处。“长城”两侧的地形地势大致相同，“长城”向哪一边稍移动一下都可以利用连绵的石林进行防御，这样即省工又坚固。然而，人工修筑的低矮的“长城”却从石林中间穿过，弃置有利地形而不用，这在军事工程作业史上罕见的。
历代长城及军事防御工事（如战壕、掩体之类）大部修筑在山脊或山坡的起伏变换线上。这样可以避免或减小死角，便于观察，发扬火力消灭敌人，控制敌人的行动，更便于保存自己。然而“滇东长城”一反常规，把“长城”、“战壕”、“鱼鳞状掩体”等军事工事，统统修筑在半山腰或等坡线上。难道文齐根本不懂军事？可是据文献记载，文齐在调任益州郡太守之前，曾任犍为属国都尉或城门校尉，⑿“都尉”或“校尉”在两汉时期都是军事官员，不会不懂这点军事常识。
四 “鱼鳞状掩体”是军事工事吗？
构筑军事工事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就杨梅山、猴子箐等地的“鱼鳞状掩体”，及较长“石墙”的结构来看。“掩体内”、石墙内的容量不大。特别是山势较陡的猴子箐，“掩体”的胸墙外高1米左右，内高仅30公分；有的胸墙外高50公分，内高仅10－20公分。即便是较长的石墙，有的地段外侧高1.3米－1.8米，内侧也几乎与墙的上沿平齐。这样的掩体和工事，既不能起到掩护自己的作用，也不能发扬武器的威力消灭敌人。在冷兵器时代，守卫制高点的最有利的武器是弓、弩、长枪等长兵器及滚木檑石，抛石器等武器。这些武器限定防守作战的姿势只能是立姿或跪姿。从上述“掩体”及“石墙”结构、容量和当时使用的武器的情况判断，它们都不适用于那个时代的军事实践活动，很难让人相信是军事工事。
古代的作战非常讲究列阵和阵法的运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宋史·岳飞传》：“阵而后战，兵家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都讲的作战要列阵，并要灵活运用阵法。“阵”是指长、短兵器，攻与守及战斗队形和序列的各种组合。“阵法”的运用与武器的性能及使用武器的人的素质有关，也与当时的地形条件，作战对象的状况有关。象杨梅山、猴子箐、金子洞等地的“鱼鳞状掩体”、“长城墙体”的布设随意性很大。“掩体”之间的间隔，有的近在咫尺，有的远达几十米。还有的前后，上下重叠，近者相互影响作战行动；远者又不能相互支援和掩护，也不便于士卒的运动。这种“掩体”能排出什么“阵”，在实战中有用吗？
五 “滇东长城”是军事工程体系吗？
长城是“古代永久性军事工程体系”。史家、考古家和军事家已有共识。长城的主体城墙、关隘、报警系统、指挥系统及后勤保障系统是“长城军事工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云南古长城考察记》对发现的各种设施作了描述。我们暂且认可他们所称“滇东长城”是延绵相互连接，长达300里。哪么报警系统在哪里？在两汉时期，完整的报警系统，主要有燧（烽火台），亭（古代设在边塞观察敌情的岗亭或驿站、邮亭）。烽火台的设置间隔或一里或三五里也有达十里以至更远一些，是因地制宜设置的。但必须两台之间互相能看到，听到对方发出的火、烟、旗、鼓等信号。烽火台所传信号一般有四个方向，一是沿长城横向传递；二是向各级指挥机关传递；三是由修筑在长城外的烽火台向长城传递；四是向临近的郡、县传递。长城沿线的亭，平时是往来官员居住的驿站，战时负有瞭望之责，也是传送文字书写的敌情的军事邮递站。每座烽火台或亭都要有高台及燃火、放烟的器具和设施，周围还有守卫烽火台官兵的生活和卫戍设施，亭还要有来往人员居住的房舍和养马的设施。我们在对“滇东汉长城”考察中，没有发现与两汉时期烽火台、亭相同的建筑，更没有发现有一个完整地报警体系。《云南古长城考察记》中所能描述的也只有泸西、弥勒县大麦地发现的“烽火台”。这些“烽火台”的报警方向和路线也没有得到有证据的描述。在描述泸西县发现的烽火台时说：烽火台“内空，下有引火装置”。于希贤教授称：“是云南境内首次发现的较完整的烽火台”。于教授等发表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月第18卷第1期中的《云南古长城遗迹的地理发现》一文中也称：“在弥勒县大麦地乡有烽火台遗址，乡高支书介绍，烽火台全由石块堆砌成，底宽12米×12米，顶宽10米×10米，高3.5米，内空，下有引火装置。像这样的烽火台有三个，……”史家和考古家历年对两汉长城的考古调查中，发现有少数在顶部建有遮风避雨的建筑，还没有发现“空心”的烽火台。明代长城上的“空心敌楼”也只是在明代中期戚继光所创建。
《云南古长城考察记》中称“滇东长城”沿线发现许多称为“石哨所”的建筑。这种建筑，在两汉长城的文献中没有记载。“哨”和“所”是明清时期的文献才有记载的军事建置，文献中有时称“哨”和“所”军事设置所在驻地的城池为“哨城”或“所城”。不过这种设置为全国性的，并非为长城专设，云南境内有许多自明、清时代传下来的称为“哨”的地名，它们并不在“滇东汉长城”上，可以为证。
两汉长城上有各级指挥机关驻地和守卫长城、屯田的士卒和和家属驻地的各种城池及储备军械、粮草的城堡，还有在重要的交通要道和隘口设置的关城等各种城池。据《云南古长城考察记》中称，在对“滇东汉长城”考察中发现了许多古城址，但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指明哪些城池是属指挥系统使用的城池，哪些是后勤保障系统使用的城池，更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据证明这些城池是否和“长城”修筑在同一时代与“长城”有何关系。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云南滇东古长城的考察报告》和总结数十年，经几代人的艰苦工作而编辑成的《文物地图集·云南卷》中的表述，滇东至今所发现的古城址、古营盘绝大多数是元代以后所筑，虽在晋宁县或曲靖以北发现有少量早于明代的古城址，但它们修筑时间的上限也没有远至东汉，并远离“滇东长城”与其无关系。在“长城”沿线确曾发现一些古“雕楼”、“雕堡”但都已考证为明、清两朝所筑。
综上所述，时至今日的考察成果，我们认为还不足以证明，滇东地区存在一个“长城军事工程体系”。
六 “障塞”是长城吗？
截至现在为止，只有董耀会秘书长《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淘金”“淘”出有文齐修“障塞”一语，就论断“障塞”即是长城。确实在两汉时期，许多文献中对长城的称谓中使用“障塞”作为长城的代名词。但并不是所有称“障塞”的都是长城。特举几例证明：
一、“（邓）艾在西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二十八》
二、“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后汉书·卷二十二·列传第十二》
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第一、二两条有关修“障塞”的记载，至今没有发现三国时的邓艾和东汉的杜茂修筑的障塞是修筑的长城。张维华先生在《中国长城建置考》一书中也称：“终东汉一代，或因军事之缓急，而於边塞有所缮补，然不闻有起塞之说。”
第三条中的“日南”在两汉时是一个郡的名字，属交州刺史部。在今越南的南部。据此不能论断，西汉时期曾在今越南南部修筑过长城。如真在今越南南部发现有中国西汉时期修筑的长城，那才是“惊天大发现”。不仅“障塞”不能都视为长城，那些称为“长城”的地方也未必都是长城或有长城。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四》中记载：嵩明州“大历初，阁罗凤置长城郡”。嵩明州即今昆明东北的嵩明县，于教授等在考察中也并没有在该处发现有长城；另，《新唐书·地理志》中还记载，唐朝湖州郡也曾设过长城县，唐朝长城县在今浙江省太湖西南的长兴县，也还没有见该地发现长城的报导。况且文齐在益州筑“障塞”一事，在《资治通鉴》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同一事时，并没有记他曾修“障塞”，是该两书有脱文，还是《后汉书》中有窜文？本身就值得进一步考证。
总之，考察后我们认为在云南省马龙、陆良、石林、泸西、弥勒的田间、山林中、喀斯特地貌中的一些石堆、长短不一的石埂子是人为所筑。但不是长城。是什么？待察。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题目。
贾向云同志发表了题为“滇东古长城是客观存在，否定不了”的长篇文章，文中举了许多专家的言论，以图证明“滇东古长城”的存在是否定不了的事实。就此，我们多次请教了罗哲文先生，罗先生再三肯定地说他对“滇东古长城”并没有结论性的意见，应以他签名的《滇东古长城埂课题论证意见》为准。徐苹芳和俞伟超先生在没有向他们提供考古地层关系，仅对提供几张图片和地面采集的一些文物发表的即席谈话，不能成为正式的鉴定意见，只能供我们在研究时参考，这是任何一个严肃的文史、考古工作者都明了的常识。对董耀会先生所做的肯定性结论，在本文中我们已作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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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云南古长城考察记》于希贤，贾向云，于涌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第一版第一印刷
②《云南古长城考察记》于希贤，贾向云，于涌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第一版第一印刷
③《云南古长城考察记》于希贤，贾向云，于涌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第一版第一印刷
④《后汉书·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 第七十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晋常璩撰写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1994年8月第二次印刷；《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出版（内部发行）
⑤《中国民族史·统一的民族基本特征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民族史编辑委员会编
⑥《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地图出版社出版·1982年第一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地图学社出版·1974年版；并见《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两汉至南朝期西南地理考释》方国瑜著·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第一版
⑦《资治通·卷第四十【汉纪三十二】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建武元年（乙酉，公元二五年）》
⑧《后汉书·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 第七十六》
⑨《云南日报》2001年4月28日第一版《中国长城学会专家赴滇考察后认为“滇东汉长城”确实存在》
⑩《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⑾参阅《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及《唐代交通图考》严耕望著·1986年台湾版
⑿《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晋常璩撰写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1994年8月第二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