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二十年前的情形来，今日中国书业堪称不凡。漫步今日书城，古今中外，科学、社科、文艺类的图书门类齐全，品种繁多，呈一时之时盛况。这盛况的背后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与汗水，殚精竭虑，可想而知。一想到在当今繁华竞逐之世，还有那么多人泡书斋，事笔耕，著述、翻译，便感到一个蓄之既久的中国文化繁盛时代为期不远。然而，乐观之外，亦不乏隐忧，隐忧之外又不乏希望。
　　依我有限所见，我以为目前的国内图书市场上存在九多三少现象，试说之如下：
　　其一，中国皇帝传多。不是一般地多，而是多得邪乎。这当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有重大历史贡献的帝王传重复出版，撞车出版。像秦始皇、刘邦、武则天的传记书就各自多达数种以上。现今的中国帝王传的作者也开始学外国《恺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的样子，往书名上加“大”字，如《刘邦大帝》。另一种情况是，至少有五家以上的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大套成系列的中国皇帝传。其中特别让人费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专制程度最高的王朝明和清的皇帝，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书界，受到了最大的礼遇；有一批专门人才给两朝的所有皇帝写了厚厚的传，如清帝系列，从皇太极到光绪，每位荣获一本。一律是金黄马褂的穿着端坐在封面上，恍若辛亥革命不曾发生过似的。这些精心排印的皇帝传中究竟有多少史家笔法抑或有多少虚构笔意，姑且不论，单单看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已成为国人共识的今天，却平地涌出这么多为早已灰飞烟灭的旧帝制招魂的书来，就很值得玩味。
　　其二，树曾国藩为榜样的书多。多到已成为了专门的部类。时下的曾氏热早已步出出版其人著作、传记的阶段，而登上钻研、总结、升华的阶梯。看来由此又解决了一批人的职称、小康的问题，有书为证：
　　《曾国藩心述手记》、《反经曾国藩反败为胜的大策略》、《人镜解读曾国藩》
　　《曾国藩智慧书》、《曾国藩领导方略》、《曾国藩传世箴言语录解读》
　　《曾国藩的幕僚们》、《官品解读曾国藩》、《曾国藩如是说》
　　《曾国藩成功心诀挺经曾国藩日记》、《曾国藩治家方略家训》
　　《变术曾国藩立世之解秘》、《治心经》、《曾国藩读书生涯》
　　《曾国藩权谋人生》、《曾国藩九九方略》、《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成就生的49个方圆》、《曾国藩智慧全书》上下等。
　　常言说风水轮流转，两个冤家中洪秀全曾经一度占尽了风头，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新新儒学的升温和翻案文章的差不多做完，终于众手捧大力丸似地捧出了曾国藩，一捧出就是一副大儒的面孔，大有把他册封为孔孟之后的第三圣人的声势。
　　其三，权谋、智慧书多。听上去这些书的名字都是好意思，“智慧”、“智谋”不好么？“权谋”在中国也不是坏词儿，没人傻到给自己的书起名为“阴谋诡计”。“阴谋诡计”在中西方人辞典里属于贬义词。翻开这种书你就明白它们所谓的“智慧”跟古代先贤的哲学思想智慧毫不搭界，就是“谋”、“计”二字，凑成四个字就是“阴谋诡计”。展开来说就是倾轧、欺骗、统治、操纵等等之术。价值判断、道德立场是一律不管的。此类书出到了末流之末，便是恬着脸耸人听闻的《中国坏点子》。此正与现实社会生活中价值失范，不择手段逐权逐利之风相吻合，也难怪这类书屡销屡出，不惮絮烦，大有一万年不灭之势。
　　其四，魔头传多。书店里自然少不了几位声名最大的魔头，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的传记，近年在他们的侧畔又忝列上了民国特务头、日伪汉奸头的传记书，像什么《戴笠传》、《毛人凤传》、《徐恩增传》、《李士群传》等，还有几位前军、中统特务头的自述传什么的。所有这些魔头传中都配印了数帧传主的照片，仿佛生怕这些被埋葬了的人面东西，被埋葬得太干净了似的，仿佛唯恐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当年的国家栋梁的恶品恶行失传似的，仿佛重塑魔鬼的人性面目事关民族兴亡似的。与此形成对照的却是科学家传记少而难找，科学家苦心孤诣的著作难以出版。
　　其五，女作家自我表现、自卖自的书多。有人将这现象概括为：“时下小说与散文更多的体现着自私自恋的风尚。”“自私自恋”四个字，很准确地概括了当前小说写作中的占份额很大的倾向。在一个张扬个性，自我升位的时代，这原本是进步是好事，是对原有老文学的冲决，但由“自私自恋”，发展到“自窥自曝”，再发展到连篇累牍的“用器官写作”，就走向起点的反面了，再写写看，看还能写到哪里去？晚清小说家模仿《红楼梦》者多多，写写就写进了青楼烟花场，林黛玉换成了的风尘女，再接下来可就是批判现实的谴责小说了，再然后就是小说革命、文学革命了。
　　其六，翻译书多，译著中又以西方著作居多。梁启超早就说过，要建立中国的新思想新学术，就非得先从翻译入手不可。常看商务、三联、社科等出版社书的读者，当能感受到它们当中的精华之作，带给开放时期的中国人的新眼界和为中国新文化创造所注入的活力。我想，写中国这段的历史，是万不可把中国的翻译家拉掉的。
　　社科类译著中，经济、心理、伦理类的书，多年来一直占有显著的位置，从中折射出变动时期社会中人的三大需求：致富的需求，自我心理调整的需求和协调人际关系的需求。高居于这些图书之上的，是一批头脑清醒的欧美思想家从微观宏观角度省察人类文明正反面的论著。
　　我们从目前市场上译介西方科学、学术、文艺的书占着压倒性份额的情形中，不难明了引进与吸收在这时期所占的比重。在锁国多年后开放的社会中，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必要的环节和阶段。如今交流与勾通已成为当代文化的存在方式，几百年后，也依然还会是这样，只是其快捷与频繁将超出我们今天人的想象。
　　其七，中国古代典籍的重印与钩沉。从先秦的《周易》、《尚书》、《山海经》，到二十四史，诗、词、文、赋、小说、笔记等，凡能印的，都印个八九不离十了。这为大面积梳耙整理古代文化做了必要的准备，同时也帮助了一些旧糟粕的沉渣泛起。
　　其八，梳理、归纳、比较、总结中西方历史文化的著述，一时勃兴。这为有志的学者提供了驰骋才思，挥洒才情的空间。其间不乏推陈出新之作，自出机杼之作，但数量相对很少，少不是没有，举例如司马云杰的《大道运行论》、《绵延论》，郑刚的《中国人的命运》，白奚的《稷下学研究》等。相比之下，贴近中国现实，直面当前的著述更是凤毛麟角，偶尔见之，便如夜间行路遥见远滩一点薪火。在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原著精神）、中国哲学、近现代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哲学等，都将长期共存，多元互补，从中能生长出什么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真正光辉的东西来，我们只有等着瞧。
　　其九，近年来有一类似近现实又不近现实的学人文章，颇冒了一批。各样的主义、结构都被他们反反复复说到了，但总难脱隔靴骚痒，言不及义，远、大、空的感觉。因之，其言也宏，其义也虚。又注意到这类书多以多人合唱的形式出场，一本书里是这拨人，另一本书里又是这拨人，像集体打狼一般。此法民国、文革前都有先例，不算新创。它的好处是应时当令，短平快，缺点是参差芜杂，甚而轻飘。而一本名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报告》的论文集和方竹兰著《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论》，给人的感觉全然不同，读后给人以中国尚有明白人的强烈印象。
　　与以上九多形成反差的，我以为至少还有三少：一个是科普图书少，包括原创和译作；一个是深刻有穿透力的文学作品少；第三就是解析中国当前现实的理论作品少。
　　现在我们还回到前边提到的未来中国文化繁盛期的话题上来。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对文化和文明做了区分，他认为文化应是方成的，正在形成的事物，而不是已成的固定的事物。他称前者为文化，后者为文明。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充满活力的时期，又都有走向文明化的归宿。中国会不会出现一个文化创造的大时期？从改革开放已有的积累来看，从这二十年间中国人面向世界放出的眼光和对自身遗产的审省来看，是有理由延伸出这样一个大时期的。
　　时到今日，我们依然处在从“五四”出发的历史运动期当中，距这个历史期的终结点尚不知远到几许，属于这个历史期的新文化创造，仅仅开了一个不算太大的头，路正长，待做的事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