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考古发现日益增多，在我国仅就新石器文化遗址来说，已是数以万计。这些遗址遍布于我国版图的四面八方。苏秉琦曾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它们分别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条块说》）。这是仅就人口密集地区划分的，并未包括新疆、西藏等地，若更全面地更细致地考察，就不是六大条块，而是“满天星斗”了。总之，这情况足以打破过去的以为中华文化以中原为中心，以汉族为中心，以王朝为中心的成见了。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是丰富多彩的。
　　然而这并非说在历史进程中，各地文化都齐头并进，平均发展。各地依其自有的条件自行起步，必然有先后之分、中心与边缘之别，当然在发展时也会有“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变化。进退生灭各自不同，从历代王朝首都的转移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研究中华文化形成的渊源时，要考察其主流与支流，地区的辐射力的大小强弱，看其中谁的作用最大。特别是中华文明奠基的先秦时代，理应纳入重点考察之中。“五四”以后，史学界对所谓夏商周三代的直线的传承观点已逐渐打破。在新石器晚期，中华大地上有两大文化重地即西部的华夏文化和东部的东夷文化。前者诞生了周王朝并上溯到夏朝，后者则孕育了殷商王朝并上溯到尧舜时代（按，以前由于西周以来因中国首都长期在西安洛阳，从而掩盖下的东夷齐文化的作用不为世所注意）。傅斯年最先明确地提出这一观点，经闻一多《龙凤》等一系列论著的发表，逐渐成为文史界的共识。
　　中华传统的主流学派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殷商贵族的后裔，而又诞生于东周以后的西周文化传统重地的鲁国（原属东夷地区）曲阜。他提倡周礼而又服膺韶乐，被其门弟子称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儒家的产生是商周（东西）两大文化汇合的成果，此后形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骨干。春秋时期全国文化中心在鲁国，春秋以后随着齐国的富强，稷下学宫的建立，在东夷文化的软环境中，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高潮，使齐国取代了鲁国的中心地位。从此之后，我国学术的以儒家为主、诸子为辅的结构形成了。汉武帝以后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所谓“诸子百家”的齐学并未灭绝，而是改头换面融于儒学之中，甚至可以说汉代的儒术是鲁表齐里的齐学为主脑的新学派（先秦的儒家是邹鲁之学，汉代的儒家则是三齐之学）。总之，商周之学形成先秦儒家，齐鲁之学形成汉代儒家。齐学上溯至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古希腊是欧洲文明之源一样，齐鲁应是中华文明之主要源头。
　　汉代以后，长期以来对齐学重视不够，没有把它从鲁学之中分离出来予以考察。自清季公羊学派（今文学派）的兴起，才逐渐引起注意，但仍有大量问题有待解决以及从事更深一层的开掘。80年代末，齐文化学会编纂《齐文化丛书》，我忝参末议，结识了不少当代注意齐学的学者，在交流中，深感齐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我个人对它识见之浅薄。窃以为齐学虽是先秦时代各地文化之一，但它却是东夷文化的传承者，它在春秋为形成儒家而起作用，在战国成为诸子百家的发祥地；其后它又西进于秦地，不仅为《吕氏春秋》这一“百科全书”提供了基础，而且又影响了秦始皇的统一王朝的新制度的形成；在汉以后它又为儒家今文学派的建立做了重大贡献，同时又普及于百姓日常风习与宗教生活之中。凡此足以证明它的方面之广，潜能之大，渗透力之强。齐文化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太重要了。我不幸生不逢时，年甫三十即躬罹文网，其后又遭各种运动之打击，打入另册者凡二十四年。大难不死，待重展书卷时，惜乎垂垂老矣。故现已年过古稀，无所成就，虽私心翘盼齐文化研究日趋鼎盛，也只能借重同好诸君，尤寄希望于中青年朋友，为几近断绝几十年的中华学术的传承做出贡献而发扬光大。张华松君是同行中的少壮派，青年时期即有志于史学。他生于文登，就学于曲阜，执教于济南，可谓是在齐风鲁雨中茁壮成长的。他热心于齐文化研究，正是得天独厚，况且他又好学深思，孜孜不倦，著作不辍，殊为我们荒疏的一代老者所欣羡，所慰藉。
　　本书是张君近年论文结集，所考证研讨者大都是齐地的文史问题。在《齐地八主探析》、《古齐风尚简论》、《秦代的博士与方士》等文中深切揭示了齐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秦汉学术的影响。特别是结合本书中的《秦始皇东巡的原因与动机》和《秦始皇经营琅邪论略》等文的探讨，著者对齐学对秦制与秦汉学术的重大作用的论证，在学术研究中是有开拓之功的。我们在《吕氏春秋》中可体会到齐学对秦地的巨大影响，如今张君又从而对秦始皇的与方士、博士的关系，东巡封禅及经营东方的深层原因精神内涵的剖析，更可窥见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作用，还有人格和精神的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沿此出发，再作进一步探讨，将使历史研究别开生面，收到更大的效益。
　　汉代儒学既是鲁表齐里的齐文化的变相，纵使以后经过了古文学派的重新整合，又经过宋明理学的提炼升华，更多的保留了邹鲁先生的基因，去掉了一些稷下学士的杂质之后，齐学并未没落，而是在新儒学领域之外的诸方面体现出来。这表现在东汉以后的儒学在社会上层士大夫当中占有市场，而齐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家、方仙道乃至黄老道家等，却在社会下层，百姓日用生活中，医卜星相中居于主导地位。保存于《管子》中的各篇文字，涉及方面是很杂的，各自起的作用也不一样。黄老之学道家在后代又趋于两途，上者为哲学，下者为宗教迷信。阴阳五行学说则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上至秦皇汉武，下至巫婆骗子，流氓黑道，皆受其影响。总之，齐学的驳杂错综，几乎应有尽有，孕含人类智慧的方方面面，即使神奇与腐朽共存，仍具有开发利用的多种资源和无限生机。试举一例：儒家的进取向上的精神，以为人类发展由乱世、小康，进而达到升平大同之世，钟情进步，渴望未来。这种直线向前的心态，一遇到西方的进化论、社会发展史的学说，更是兴高采烈，乘着“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奔向美好的新时代”，使我们的豪情奢望一发而不可收。但在二十世纪末叶，环保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后，就感到这种直线向前的轨道似的思维定势难于解决。这倒促使人们对于过去一味批判的“保守”观点进行反思。想起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崇尚自然的道家。想起了警惕“亢龙有悔”的《易》学（今按，《周易》爻辞在儒家形成之前）。想起了讲究阴阳消长，万物相生相克的邹衍的学说。这些齐学观点，对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来说倒是一服消凉败火的良药，使躁狂的自大的妄称“征服自然”的我们镇静、清醒，提供了改善地球环境，医治人类痴迷于“明天拜物教”以及“恐旧趋新”的顽症的可能性的多种的选择余地。
　　张君年富力强，治学勤奋，为实地考察，曾利用暑假行走于千里绵长的齐长城遗址，结合古文献得出了过去忽略和难于解决的答案。对黄崖教案和长清孝里镇的旅游资源，也都亲临现场，予以详细的考察。他对于文献的重视也是不惮辛劳的。去年我撰写《大舜传》时，他翻遍了先秦古籍及一些汉代有关著作，详尽地摘取有关大舜的资料，汇为一编，供我参考，惠我良多。仅此一端，可想见他对自己的学业的执着也是如此。常在人们不经意的文献中发现问题，并进行深入探索，以窥其究竟。因此，年未四十，就有多种著作问世，尤其对于齐文化多有创获。这只是他治学的锦绣前程的第一站。齐文化宛如汪洋大海，时下科幻作品曾有“时间隧道”的设想，幻想人类通过此道返回上古去畅游。对于齐文化遗存，也未尝不可设想为返程于古代的时间海洋航道。我祝愿张君乘风破浪，通过时间的海洋航道返回古代的蓬莱三山，撷取齐文化精华之灵苗，以医治当代学术之顽症而造福于社会。
　　（2000年6月8日，时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