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初来美国的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美国没有那么多的墙。
　　在美国住久了，慢慢习惯了没有围墙的环境。城市里的私宅大都没有围墙，个别住家虽用灌木或木杆做成各式篱笆，其目的亦不过是为了美观或警示行人止步，并不妨碍这些房屋交织于城市的总体格局。在市区，除了城市规划所要求的住宅区和商业区之分，一般每个建筑都无须用围墙来标示其隶属，而是让建筑自然敞开来去，汇入城市的和谐景色。我所在的耶鲁大学，就是一个跟新港市（New　Haven）交融一体的校园，我的办公室就在城市的一条普通街道上，门临大街，出门就是繁忙的马路，身在校园里，也在城市中，可谓校园即城市，城市亦是校园，而且类似的美国大学校园比比皆是。在美国，学校，市政府大楼，法院，警察局，以及公共场所，都没有高墙拱罩。即使是美国总统所居住的白宫，也只是用一人高的铁栏杆筑成的篱笆，游人可以看得见院内发生的一切。不要说类似中国的中南海、紫禁城之类的深宫大院，就连中国一般大学、政府机关的围墙，在美国也极少见到。新港周围，大概只有一座带围墙的机构，那是位于新港北面切什尔镇的州属监狱。那所监狱的墙除了高大，还设有电网。
　　在中国则不然，牢狱似的高墙处处可见。就拿大学校园来说吧，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不必提了，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大学，除了常见的高大围墙，门口还常常威风凛凛地站着身穿警服的准警察，这些本来是看大门的民工，因为穿上了制服，使得那些高墙更威严不可凌侵，要想进入高墙内部，对不起，请出示证件。
　　两年前，我回家探亲，突然想到去母校校园看看，我回国带了一个数码相机，想顺便到母校拍些照片，尤其想看看做学生时的宿舍区，系教学楼和留校后住过的筒子楼，以把照片做成幻灯放到网上，好让海外的校友了解母校的近况。我骑车来到新校南口，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恢宏华丽的校门，大理石筑成，门口身穿制服的校警，模仿交通警察的姿势，笔直地站在那里。我犹豫了，身上没带护照，我并不想声张访问母校的事情，只想私下拍些照片。我下了自行车，站在远离大门口的地方，观察着来往出入的行人，看看他们究竟怎样进入学校大门。我突然发现人们出入时并没有出示什么特别的证件，一些骑自行车的人，也只是做做下车的样子，屁股在车座上稍稍抬起，并没有真正下车就进去了。我看了看自己，虽然穿的是美式大裤衩，老头汗衫，不太得体，但好在戴着眼睛，还算有点学校人的风度，便鼓起勇气，学着别人骑车的样子，做了一个假下车动作，混进了校园，回头看看，并没有人对我注意，怦怦的心跳才平静了下来。这大概因为是白天吧，到处是人，不必那么警惕，如果到了夜晚，大门关了，想从小门进去，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围墙的首要功能是为了安全。生活在中国，一个没有院墙的住房或居民楼会面对更大的危险。在今天盗贼蜂起的城市，即便是有了墙，也很难说就可以睡得踏实了，难怪在中国家家都必须安装防盗门，把门窗都用钢铁装甲，牢笼似的，以求得安全。两年前，济南市一个省级机关大院的宿舍闯进了盗贼，被盗的恰巧是一位厅长的家室，恼怒之下，厅长下令今后多雇保安人员，除了在大门严加设岗和加强登记制度，还增添了夜晚巡逻的人员，我父母有幸住在这个大院里，感到安全了很多。住在同一城市的哥哥，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住在一个街道小区里，虽然号称安全模范小区，但因为没有带玻璃碴的围墙和昼夜的巡逻队，安全系数就有了折扣。2002年6月的一天晚上，每天都锁防盗门的他恰恰在那天忘了，睡觉前只是锁了防盗门后面的门，结果当晚被盗。那小偷胆子够大的，先把楼道里的照明灯熄灭，疏通好退路，然后撬门潜入房间。第二天早上，我哥哥起来后，突然发现放在床旁边的裤子不见了，来到外屋，才发现被盗，小偷竟然偷了外屋还不过瘾，又潜入卧室，将裤子拖出，尽数拿走库口袋里的现金，这次作案一共偷走了两部手机和近两千元现金。令人担忧的其实并不是财产的丢失，这个盗贼敢于潜入卧室，一定是因为他携带了防身的凶器，一旦败露，是不会犹豫跟人玩命的。我庆幸哥嫂没有从熟睡中醒来，否则性命都不一定能保。
　　在美国，鲜有住户用围墙来营造安全的，一是因为美国的盗贼没有中国那么众多，二是因为很多谨慎的住户都采用了先进的电子防盗系统。六十年代后，美国的居民开始移居远离城市的居住小镇，大都是单房住宅区，这在新英格兰地区乃至美国各地大都如此。便利的高速公路和日益更新的汽车为这种迁移提供了物质的条件。在耶鲁工作的人，一般住在去新港不远的小镇上，每座房子都有一块所隶属的土地，大小不一，取决于房产的造价。每座房子之间几乎见不到围墙，至多是人们围着自己的住宅栽种的一些树木或灌木，长成为一排排天然的树墙，倒不是为了安全，因为树木毕竟挡不住盗贼，而是用树木遮挡视线，让住户有更多自由感。这些远离城市的单家住宅，尽管没有高墙的保护和警卫人员的巡逻，仍然还是相当安全的，居民受到法律的保护，擅自闯入私家的地产是违法的。由于独家居住的形式，人们大都不习惯互相走动，所以邻人之间的隔，主要表现在某种无形的墙，相邻多年的居民常常老死不相往来，极少到彼此的家中敲门做客。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的邻居们都是些冷血动物，只是他们更尊重彼此的自由和空间。如果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在邻人房产周围转悠，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拨打911，让警察来探问究竟。前不久的一天，我的一位邻居家周围突然出现了两辆警车，闪着红蓝光，我出门探视，见有警察走上来，问我最近是否看见过房子的主人。原来是路口的一个邻居报的警，他几天没有看到住房里的独身老太太了，怕生意外，故打电话叫来警察查问。
　　在文化批评上，围墙常常代表隔阂、保守和封闭。美国二十世纪著名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写过一首《补墙》的短诗，极为耐人寻味。弗洛斯特在诗中描写了诗人和他的邻居有关墙的对话，诗人觉得大自然中有某种东西就是不喜欢墙，冬去春来时，隔断两家宅院的那堵墙总是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倒在地，诗人从中感悟到了大自然对墙的讨厌，觉得这堵墙十分碍眼，既无实用价值，也不美观，倒塌后不应再求修复。然而他的邻居则不然，念念不忘父亲的教诲：“有了墙才能做好邻居，”无论如何要把倒塌的墙垣重新排垒起来。从邻居搬动石块的拙笨举动中，诗人仿佛看到了愚昧、钝蛮，固执和不通人情。在弗洛斯特看来，墙象征着人与人的隔阂，象征着保守落后，是大自然美丽草坪上的一道丑陋的障碍。
　　一个热衷高墙的国家，往往也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封闭保守的国家。在中国专制社会历史上，统治者大都非常钟情于高大的围墙，一是防范暴民侵扰，二是方便专制统治。明清两代的紫禁城，高厚的围墙，将皇宫贵族围在里面，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不要说老百姓难以进去，就是一般的官员想觐见皇上，有时也得长跪几个时辰才能获得恩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高墙中看出特权的影子，不管嘴上如何标榜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但凡谁升了大官，谁就理所当然地有了迁居深庭大院的特权，而且终身受用，大门设有门卫，官位越高，院墙越高。
　　如今全世界最高大的墙在中国，那就是被国人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今天歌颂长城为世界奇观的人们，却忘了它是用尸骨和血泪筑造起来的。长城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把敌人拒之门外，但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防御性、保守性的心态：将自己环拱起来，方能于高枕无忧。皇家贵族通常视国家为自家江山，一方面用皇宫把自己的小家围绕起来，另一方面用城墙把江山环围起来。难怪80年代的中国文化批评家们，首先对长城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批判，在80年代后期文化批评的代表作《河殇》里，长城简直就成了封闭和保守的终极象征。文化批评家们认为，长城文化代表了历代统治者夜郎自大闭关保守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恰恰是近代政治腐败、经济落伍的总根源。在皇帝被推翻后的若干年里，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心态仍深固于国民中，挥之不去。远的不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基本处在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中，当人们挥舞着小红宝书高呼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人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过着最苦难的生活。政府的愚民政策，闭关锁国，以及轮番而来的人祸，几乎将中国导向崩溃。
　　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最流行的一个词“单位”最能形象地表现中国的墙文化。我在中文教学中，常常发现这个词是最难向美国学生解释清楚的。不知道是谁最先采用这个计量事物标准量的词来指称机关、团体、和部门的，但“单位”是社会主义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家喻户晓的用语，“你在什么单位工作？”“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某某单位”等等，都是每天可以听到的话语。说到单位，常常使我联想到蜜蜂窝，排列有序，大小划一，一个小孔即一个个体单位，小孔与小孔间由墙壁隔开。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每个部门都是从属于国家的一个单位，每个单位像一个完整的体制，可以是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行政部门，往往每个单位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围墙，把自己圈起来。单位本身是一个政治经济实体，大单位下又有小单位，直到捆绑个人的具体岗位。隶属于这个系统的人没有权利脱离其单位。一些大的单位有自己的食堂，医院，学校，宿舍等等，一个人的吃喝拉撒睡均可在一个单位完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下班后在同一个单位的宿舍里生活，想避开谁是万万不可能的。被分配到一个单位的大学毕业生命定一辈子从属于那个单位，难怪大学毕业分配曾经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因为被国家分配到两地单位的情人，不得不面对长期两地分居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位的概念最生动地体现了一个封闭、专制、落后的体制，与封闭性的墙文化不无深层的联系。毫不奇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打破单位对个人的束缚和控制的过程。可喜的是，现在一个人可以有权辞掉一个单位，在择业上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彻底剔除高墙文化留下的阴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即使是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政治生活中无形之墙的隔膜还随处可见。一个最近的例子，前不久，在北京大规模的SARS病疫的真实状况公开之前，中国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在CCTV上堂而皇之地说SARS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声称以他的卫生部长职位保证，在中国生活、工作、和旅游是安全的。他之所以敢这样说，就是因为他想玩弄那堵无形的墙，封锁消息，进而大事化小。我当时听了他的记者招待会，相信了他，以为SARS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甚至还抱怨美国媒体故意用SARS诋毁中国。当有些准备夏天去中国留学的学生向我咨询SARS的情况时，我非常天真地告诉学生，放心地去北京吧，SARS只局限在广东，只要不随便外出旅游，注意个人卫生，不会染上SARS，后来才惊讶地发现自己跟着张氏说了谎话。可是，这次张部长籍以封锁信息的高墙没有奏效，SARS病疫毫不留情地冲破了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部长在以其官位发誓后两天，就被免去了官位，不再被允许出面，北京的SARS病人从各位数骤然升至四位数，受害者数以千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不透明的制度墙，常常可以为高官的不负责行为和谎言提供条件，祸国殃民。
　　当然，在今天的世界，各种各样墙的维持愈来愈难以继续了。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坍塌不正象征着东西冷战的结束和自由理想的胜利么？今天的长城不是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江山防御的意义么？各种人为设置的无形之墙，也在日益瓦解。新世纪的今天，任何企图用墙来遮人耳目的做法都越来越不得人心和不可能了。英特网的弥散扩大，处处粉碎着谎言，穿透着隔阂，揭露着欺骗。今天，“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句谚语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闪烁着智慧。就像大陆最近一部揭露家庭暴力的电视剧《不许和陌生人说话》那样，尽管主人公安嘉和处心积虑，杀人灭口，他的暴行还是被叶斗的长镜头拉到世人面前，剧中人物叶斗的摄像机穿透了墙壁中的那扇窗户，把罪恶暴露给了观众，安嘉和殴打梅楠婷的残暴场面也被《枫叶热线》的郑同通过电话录下音来，使安嘉和伪装保护自己那面高大的墙一点一点地塌落下来，直至其卑鄙灵魂暴露无遗。简言之，强大透明的媒体，以日益成为任何玩弄权术和肆意欺骗的克星。
　　最近我的一个来自大连的朋友回国探亲后告诉我，大连市现在推倒了很多墙，有了号称中国第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这是令人欣喜的消息，说明大连市政府的自信，说明大连人的开放意识。我们祝愿拆除了围墙的大连更开放，更自由，更美丽，也期待着中国有更多的没有围墙的城市出现。
　　□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