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就蔡鸿生新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12月）一书，在各家评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对著者的了解，从该书的选题、内容结构、论证方法、理论应用、语言特色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介，认为该书作为一部西域史研究专著，很值得当今青年学者效法。
　　蔡鸿生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于1998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即受到学界的好评。[1]本人作为蔡氏的门生和同事，对这部专著的成书过程及著者为人风范、治学精神、治学方法自然有较多的了解和体会。撰写本文，不过是在诸家评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个人学习的心得，与青年学者交流。所言未必尽然，有望方家赐教。

　　一，本书选题的意藴

　　学习隋唐史的人，都知道九姓胡和突厥这两个民族，其曾对隋唐中国有过重大影响；改变唐代历史的著名人物安禄山，便是这两个民族的混血儿。但在以往的教科书和断代史专著中，九姓胡与突厥，不外是隋唐史的一个附属部分，轮廓式的介绍有之，深入阐发则阙如。其实，这两个民族不唯在中国中古史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中古史中，更不容忽视。九姓胡，也即陈寅恪先生所考的“杂种胡”，是中国古籍对中亚著名商业民族粟特人的称谓；该民族是沟通古代西亚文明、南亚文明与东亚文明的媒介。至于“突厥”，正如本书所指出，“是政治联合的名称，在民族关系上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2]其“上承匈奴、柔然，下启回纥、蒙古”。[3]隋唐之际，突厥人曾称霸北亚，以至唐高祖李渊不得不向其称臣；唐季其国破西迁，与汉代的匈奴西迁以及元代的蒙古人西征同样，属于游牧民族由东向西的大迁徙，都是改变古代世界面貌的重大事件。十九世纪末以来，由于国际考古学界相继在蒙古、中亚地区以及我国吐鲁番的大规模考古，粟特及突厥文书、碑刻等遗物纷纷出土，在国际学界掀起了研究的热潮，逐步形成了粟特学及突厥学两门新学科，吸引了很多国际一流学者投入。曾长期任教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等，均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上卓有建树，如陈先生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4]《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5]，岑先生的《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6]《突厥集史》[7]上下册等，均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必读著作。
　　学者的研究证明，九姓胡与突厥这两个民族有种种别于隋唐汉族社会的制度和礼俗，从其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地位，以及从其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看，把其缀合于汉族社会，作为隋唐史的附属部分，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而这两个民族之间，虽各有特色，但彼此又互为依傍，多有共通之处；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九姓胡依仗突厥的势力，从事商业贸易和宗教文化传播；突厥人则利用九姓胡充当自己的政治外交使节，从事商业活动；两个民族之间婚姻互通，礼俗互渗，语言词汇多所互借，等等。这两个民族的亲密关系，从本书《引言》中所录安禄山与哥舒翰的一段对话，便昭然若揭：
　　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曰：“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
　　著者由这一对话而点出本书的主题：“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也就是说，本书是把九姓胡所代表的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突厥所创造的漠北草原穹庐文明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切面，进行考察；把九姓胡与突厥这两个民族结合起来，作为独立的文化实体来进行研究，本书以“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为名，正是表达这个意思。如此选题，前人所无，是为创新。
　　蔡先生这一选题，实际是继承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研究传统。假如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传统，没有该领域的长期图书资料积累，身在南粤而要研究西域，难度自不待言。著者在本书后记中，深情地回忆五十年代受业陈寅恪、岑仲勉诸师的难忘情景，坦言：“我不相信无师自通的奇迹。”说明自己对九姓胡与突厥的研究，乃缘于业师的启示。信哉此言！考历代学有大成的名家，即便没有师承关系，也多有家学渊源之类。无师自通者，纵有，实属凤毛麟角。学术研究普遍存在着师承的关系，这可说带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不承认这个事实，过于强调独创，乃近乎狂妄。即使自己的成就有超越老师之处，也无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吾辈正视师承的必要性，效法自己导师或前辈学者成功的治学经验，在治学选题时自觉跟踪前人开拓的道路，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至少可避免盲目摸索，节省时间精力，不失为成功“秘诀”之一。当然，在强调师承的重要性时，我们也要防止跟着导师或前人亦步亦趋，一味模仿的偏向。正如李涵教授所指出，“学术上的继承重在发展和创新”。[8]本书的这一选题正是著者在学术上发展创新的体现。
　　在课题研究中，选题是一个重要环节。有人把选题得当视为完成论文的一半，这虽然有点过甚其辞；但题目选择失当，研究必将进入死胡同，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学者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往往要受到外界的制约或干扰，多偏向于实用主义的选题，片面强调所谓社会效益。其实，人文学科与所谓实用学科乃有根本的不同。后者旨在解决当前人类社会的现实物质利益，前者则一般偏重于人类社会过去、现在、未来精神生活的研究，旨在建设人类的精神文明，积累人类的文化宝藏。考中外古今，不难发现人文学科所产生的的诸多伟大成果，往往与其产生时期的社会，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曹雪芹的《红楼梦》，便是众所周知的例子。这些伟大成果的产生过程，往往得不到社会的应有重视、支持，主要靠个人的天赋勤奋、坚忍不拔的毅力来完成。在信息不灵通的古代，很多人文学科的伟大成果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不为人所知，或只有极少数人了解，当然对当时的社会，根本就无效益可言。然而，这些成果却在后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假如在学术研究中，“独立精神”可以作为一个口号来倡导的话，窃以为其主要内涵就是：学术研究要尽量摆脱现实功利主义的制约、干扰。
　　蔡先生以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作为课题，里面所讨论的许多问题，若以世俗的价值取向，则一无用处。但通晓人文科学者，则深感其意义之大。正如季羡林先生在该书序言所指出：
　　我的印象是，蔡先生研究的题目，多属冷僻一类，别人没有涉足过的。“冷僻”毫无贬意，而且据我看，还有些褒意，它可以弥补学术研究中的空白，言人所不曾言。而且，在学术探讨中，题目的大小，并不意味着意义的大小。关键在于钻研之深浅与夫方法之疏密。如果题目大而探讨空疏，则结论必不可靠，反不如小而扎实缜密者之为愈也。
　　季先生特别赞扬该书中的《哈巴狗源流》一章，称：
　　在蔡先生笔下，这个小题目却考证得细微深入，源源本本，一条小狗的背后却有一部悠久复杂的文化交流史，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镜子”。
　　窃以为，正是这样一个个小题目的扎实缜密的研究，推动学术的深入发展。学术的大厦，便是由这样一块块小砖垒建起来的。
　　就本书的选题而论，著者完全排除了世俗功利主义的干扰，纯以学理价值作为出发点，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以坐冷板凳为乐。这与时下那种赶时髦、热炒作、曲学阿世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当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气候下，要求吾辈后学个个长期坐冷板凳，这恐属理想主义。但既然要从事学术研究，就得循做学问的轨则。一个人的天赋有高低，能力有大小，所处环境条件有优劣，但洁身自爱，坚持学术良心，不随波逐流，不参与制作伪劣产品、文化垃圾，这在当今开放改革的年代，个人还是有这个自主权的，就看自己可有这种情操否。

　　二，本书主要内容与篇章结构的特色

　　本书由季羡林先生作序；作者有简短的引言，道出本书宗旨；主体部分共分上中下三编，凡十四章六十四节；附录作者汉译俄文论文一篇，另有书目举要和索引；末有简单后记，追叙本书撰写的渊源及成书过程。作为一本学术专著，体例完备。全书二十二万字，正文不逾二十万。时下学术著作动辄几十万字、成百万字，相形之下，本书不过是小册一本。
　　上编以《唐代九姓胡》为题，下辖四章，即《昭武九姓的城邦制度和东方聚落》（内分六节：“胡与九姓”、“九姓胡的城邦社会”、“城邦政制的多重结构”、“胡律”、“得悉神和金破罗”、“东方聚落的文化类型”），《九姓胡俗丛考》（内分十节：“家庭”、“婚姻”、“丧葬”、“居室”、“服饰”、“饮食”、“岁时”、“节庆”、“兴贩”、“胡名”），《九姓胡的贡表和贡品》（内分四节：“贡道和贡期”、“贡表分析”、“贡品类释”），《毕国史钩沉》（内分四节：“毕国的政制和民主”、“毕与祆和佛的关系”、“‘鏎锣’及其汉化”、“史事年表”）。从这些章节的名称，对该编的主要内容，大体就可了然。荣新江教授对该编内容，评述如下：
　　由于作者相当熟悉前苏联学者关于粟特地区的考古、历史、钱币、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又掌握汉文史料和各国学者有关粟特的研究论著，在分析九姓胡的都、城、堡的三级城邦社会和突厥监摄、唐朝羁縻、粟特统辖三个统治系统方面，都可以由琐碎的史料归纳出一些概括性的看法；对九姓胡东方聚落的移植、归化（即汉化）和突厥化等三种文化类型的总结，是多年来学者们对个别或一组粟特聚落研究的一个升华。作者从家庭、婚姻、丧葬、居室、服饰、饮食、岁时、节庆、兴贩、胡名等十个方面对九姓胡礼俗的系统研究，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九姓胡在文化层面上表现出的本性，其中对于胡人结队行商和胡人汉名的对证，文字不多，却颇多胜义。作者分析了在朝贡名义下进行的九姓胡与唐朝的商品交易形式和主要贡品，揭示了九姓胡在当时中国、印度、波斯、拜占廷四大文明物质文化交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上编最后一章《毕国史钩沉》，字数不多，但也涉及九姓胡与唐朝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交流情况，可以看作作者的个案研究的一个典范。[9]
　　就笔者所知，国内学者较全面了解粟特学研究状况者，屈指可数，荣新江教授是其中一位；他又仔细地读过本书，故其评论应当说是具权威性的。
　　中编以《突厥文化》为题，是本书篇幅较多的部分，共由六章组成：即《突厥法与突厥社会》（内分三节：“问题和方法”、“突厥法概述”、“余论”），《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内分四节：“兵制”、“装备”、“战术”、“结论”），《突厥事火和拜天》（内分四节：“突厥事火的起源”、“祆神与突厥”、“天神崇拜及其观念”、“沟通天人的‘巫’”），《突厥奉佛史事辨析》（内分六节：“北周京师突厥寺与木杆可汗父女的信仰”、“他钵奉佛与北齐传经”、“‘拂云祠’辨”、“一场围绕‘起佛老庙’的汗庭之争”、“西突厥人如何走上‘极敬三宝’之路”、“余论——突厥宗教地理鸟瞰”），《突厥年代学中的十二生肖》（内分五节：“突厥生肖历研究概述”、“突厥纪年的类型”、“古突厥碑的生肖系列及其变异”、“突厥是十二生肖的故乡吗”、“九姓胡与生肖历在突厥的传播”），《突厥方物志》（内分六节：“突厥铁”、“突厥马”、“突厥雀”、“突厥酒”、“突厥白”、“突厥帐”）。
　　其中《突厥法与突厥社会》（原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原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5期）为六十年代的作品外，其他均为八十年代后才发表的。荣新江教授对这些著作评论道：
　　六十年代发表的文章固然在选题和行文上都可以看出一些时代的特色，但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光芒。八十年代以来作者对突厥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方面的研究，在取材和论述上都更加厚实。从突厥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地分”和“蓄印”、“奴”与“臣”、家庭与婚姻、继位法、刑法，从而比较透彻地说明了六至八世纪突厥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由于突厥汗国与它的军事征服紧密相关，所以研究突厥的兵制、装备和战术，可以使人们更进一步理解突厥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大概正是建立在对突厥社会比较原始的形态的认识基础上，作者对突厥宗教和其他精神生活的程度估计不高。他认为，突厥事火和拜天起源于自然崇拜，天神和人世间由巫来沟通。突厥人的事火并非祆教信仰的表现，中亚突厥人信奉祆教是西突厥汗国破灭以后才有的事。同样，建立在对突厥游牧社会特性的认识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北周京师突厥寺、他钵奉佛与北齐传经、一场围绕“起佛老庙”的汗庭之争等史实，并辨析突厥祭拜的“拂云祠”非佛寺，从而认为与其说是突厥人“不识佛法”，无宁说是经过“随逐水草”的突厥人的选择，他们决定“不要佛法”，而西突厥人由于统治了佛教势力强大的阿姆河以南地区，才在八世纪初走上“极敬三宝”之路。这种从突厥社会内部理路来看其精神文化层面，也贯穿在作者对十二生肖非突厥起源说的论证中。
　　本书并非全面论述突厥文化的著作，但作者选取了比较能够说明突厥社会文化特征的一些问题加以研究，其结果可以使我们较为深刻地理解突厥汗国历史和突厥人的文化本质，这比我们从面面俱到的《突厥史》中有关文化的章节所得到的要多得多。[10]
　　此处笔者所要补充的是，作为中编的第六章《突厥方物志》，篇幅不长，但却从诸多文集笔记中，钩沉了以往史书所忽略的六种突厥特有的物产，丰富了我们对突厥游牧文明物质形态的认识。而余太山先生对该编的评论，特别强调前四章，即关於突厥法、突厥社会、突厥汗国军事制度和宗教信仰的研究，认为该部分“用力最勤”，“表现出来的作者驾驭史料的功夫，可以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11]
　　下编以《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为题，下辖四章：《狮在华夏》（内分五节：《狮从西域来》、《古代中国人的狮子观》、《狮子形象的华夏化》、《民俗中的狮子》、《“狮子吼”——从佛的法音到人的呐喊》），《哈巴狗源流》，《唐代名禽阿滥堆》（《阿滥堆的性状》、《唐玄宗与阿滥堆》、《康熙皇帝的“阿滥”说》、《“阿滥堆”音义试探》），《唐代汗血马“叱拨”考》（内分三节：《唐诗所见的“叱拨”》、《叱拨和什伐》、《叱拨“汗血”之谜》）等四章。
　　荣新江教授就该编的内容评介道：
　　下编讨论西域物种的东传和文化交流问题，共四章，分别阐述狮子、哈巴狗、名禽阿滥堆、汗血马“叱拔”在中国的形迹，大者如西国狮子，小者如拂林狗，都原原本本，道出它们在中国的遭遇和华化的过程。关于狮子的原文《狮在华夏》原有副题“一个跨文化现象的历史考察”，发表在即以此文命名的《狮在华夏──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这是以中山大学学者为主的中国学者与国际TRANSCULTURA组织1991年举办的学术讨论会的文集，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者这篇文章所要说明的物质文化在流播中转变成精神文化的一种表象。[12]
　　上列每一章，实际就是一篇独立的专题论文；即使是章下之节，有些也可自成一文。该等均是作者自五十年代以来致力于该领域研究后，陆续撰成的论文汇编。用蔡先生自己的话，就是先制作好一个个的元件，然后才组装起来的。在这些论文中，成书前曾陆续发表过一部分，但在收入本书前，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尤其是参考文献，多所增补，论据更加充实，但观点并无根本性的变动；这诚如荣新江教授所说，“表明作者对所掌握的基本论据和由此得出的看法充满自信”。[13]把这些文章汇入本书时，是经过精心安排，围绕着“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14]围绕着“文化传播过程中物质和精神两种体系的转换，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15]，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描绘出“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交汇的图象。由是看来，作者虽然对整部书并非自始就定下了一个框架，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方向是明确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框架逐渐明朗化，最后成型。由于本书经历了持续研究达三十多年之久的过程，难怪著者在《后记》中称其“是一本早孕而又难产的书”。
　　本书与时下常见的一些个人或集体论文集显有不同。该等文集虽也不无主题，但各篇之间多乏内在的联系。笔者如此评论，并不等于说，蔡先生的书已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其实，囿于资料，本书对于“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交汇的图象，并没有完全呈现出来，还有诸多问题尚未触及，已涉及的问题有的也未充分展开；至于各章节不那么协调与匀称，更是显而易见。有的评论对此表示遗憾。我的看法是：本书如荣新江教授所指出，“代表了目前粟特、突厥学界的较高研究水平”；[16]但有关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不以此书为终结，许多问题尚有待探讨，该领域还大有文章可作。就我所知，该书付梓时，蔡先生手头还有好几篇相关的文稿，如《唐代“黄坑”辨》、《唐代九姓胡的神秘数字》、《唐代梨园的胡姓弟子》、《突厥汗国的默啜时代》等，都独具创见，有所发覆，但仍在继续“磨”中，不愿轻易出鞘。他宁可出一本含金量高的小册子，而不愿意用水分来拼凑鸿篇巨制。学术专著毕竟不是教科书、讲义。后者一定要顾及体系的完整、内容的全面，以至论述的主次轻重，各章节篇幅的大体平衡等；而学术专著，最关键的是要有创新，而不是求全。当前学术界的时弊之一，就是重所谓体系，对某一领域、某一课题并没有多深的研究，但写作起来，却非摆出一个什么完整体系不可；长篇大论，洋洋数十万言，但究其内容，多是综合他人成果，鲜见新资料、新见解、新方法。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上正好与这种时弊对立。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本着略人所详，详人所略的原则，求新而不求全，只注重各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不刻意整个布局的外表平衡。在这一点上，作者显然是取法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记得蔡先生曾经在钱钟书先生刚逝世不久，便以《〈管锥编〉的历史智慧》为题，向中山大学的文科师生作学术报告，其中便特别提到《管锥编》在体例上不拘泥于形式，以笔记体写成，每则短者不逾百字，长者几达两万字。
　　本书附录前苏突厥学权威波塔波夫的《古突厥于都斤山新证》一文。专著附录汉译论文，这在时下的学术专著中，并不乏先例。不过，附录的译文，多是从内容着眼，选择与本书内容关系密切的论文。唯蔡先生选译，则不仅内容与本书关系密切，更是从方法论着眼；因该文对古地名的考证，一改传统所惯用的文献学或语言学的方法，而用民族学的材料来证明，殊有新意，颇值得我国学者参考。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在蔡先生的书中表现的很明显，其借助人类学科的知识，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去发掘资料，论证问题，这一方法贯穿在本书的很多章节里，尤以上编的《九姓胡礼俗丛考》为最突出。
　　本书的书目举要也有其特色，这就是按作者参考过的主要图书资料进行分类，共分四类：第一部分为国内外发表的原始资料，即古籍、碑志和文书；第二部分为国内外有关专著；第三部分是国内外有关论文；第四部分是工具书。如此做法，比一般按资料文献的语种分类，更便于窥见到该领域的资料情况和研究现状。
　　本书备有索引，这在国内学术著作，除译著外，尚属少有。而国际的学术著作，则非常注意编制索引。其实，一部学术著作若有详细的索引，则大为方便读者的参考和征引。在今天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一项研究都需要了解相关的大量信息，索引就更非有不可。随着计算机技术在汉字文稿的普遍使用，索引必将在我国学术著作中日益普及规范化。

　　三，本书论证的特色

　　本书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正如季羡林先生在序言中所写：
　　鸿生先生的学风是非常严谨的。他使用资料必求其完备翔实，论证方法必求其周密无隙。他涉猎极博，中国古代典籍，固无论矣。西方学人所得，他也决不放过。居今日而谈学问，必须中西兼通，古今融会，始能有所收获，有所前进。坐井观天，固步自封，是绝对不行的。任何学问，现在几乎都是世界性的。必须随时掌握最新动态，才真正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稍一疏忽，即将落伍。蔡先生在这方面是殚精竭虑，精益求精的。他之所以能多有创获，其原因就在这里。
　　博士生董少新君的读书报告《互证以求真》，[17]统计了该书所征引的资料，云“仅尾注就有六百余条；若将书中已注明出处之材料也包括在内，则所引材料估计不下八九百条”；而个中“使用的国外材料，占所有使用材料的一半左右。”董君还引证了前苏联史学家E.M.茹科夫的一段话：“历史研究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史料不限于一种（如考古发掘的结果，文献的利用，等等），而是使用了提供互相补充的信息的各种史料的总和。要把与某个过程或事件有关的史料配合在一起，这种配合越是广泛，越是形式多样，研究者的结论便越可靠。”[18]显然，中外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十分重视资料的翔实。
　　历史研究要以事实说话，这是陈寅恪先生毕生坚持的原则，其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无分歧。时下的许多文章已很少引用经典作家的话了，但余太山先生在其书评中，却特别引用了恩格斯的教导：“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9]此语足见马克思主义对史料重视的程度。蔡先生作为五十年代培养起来的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相当熟悉。其史学著作史料坚实，这既是遵循业师的教诲，也是源自经典作家的教导。对此，余太山先生在书评给予高度评价：
　　本课题研究所依据的原始史料不仅有汉语的还有非汉语的。本书的研究乃以汉文史料为主，结合非汉语史料。分析、运用汉语史料是国际中亚学界、内陆亚细亚学界的薄弱环节，而正是我国学者的优长之处，作为中国学者，努力挖掘和利用汉文史料解决中亚和内陆亚细亚史上的问题是义不容辞的，但是如果单从汉文史料立论，也难免偏颇。有见於此，作者在充分利用汉文史料的同时，注意利用非汉语史料，特别是突厥语史料、粟特语史料、波斯阿拉伯史料和拜占廷史料等。如在考察九姓胡婚俗的择偶规范时利用了穆格山出土粟特文书，而结合东西方史料而取得成果的一个典型例证便是“毕国史钩沉”（上篇第四章）。其他如考证九姓胡岁时、节庆、胡名、贡表、贡品等等，也都尽可能融汇各种原始史料。这使作者的结论建筑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20]
　　这里，余先生实际已道出了本书在论证上的最大特色，即，充分利用中外资料进行互证。在这一点上，蔡先生自然也离不开陈寅恪先生的启示。陈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将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事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1]蔡先生运用这种互证方法之得心应手，借用余先生所举的例子便很有说服力：
　　例如：在讨论突厥法时，作者利用了史书、碑刻和墓葬出土的材料。这些性质各異的史料都是断简残篇、不成系统的、往往还属於不同的时空层面。就依靠这么少得可怜的材料，居然讨论了所有权、家庭和婚姻、收继法、继位法、刑法等等对於突厥法制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问题，且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在同类著作中实在是不多见的。在论及所有权时，作者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对“地分”、“畜印”和“奴”这三个概念的解释，各种材料被有机地结合成了一个整体，使这三个概念变得有血有肉。就“地分”而言，作者首先引用达头可汗致拜占廷皇帝的一封信以及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揭示可汗与“地分”的关系，又透过唐太宗与颜师古君臣所议安边之策，揭示了各部酋长与“地分”的关系，接着又通过对《旧唐书》以及翁金碑有关的记载的分析，揭示“地分”作为贵族剥削牧民物质基础的本质，最後举阿尔泰某养马场的“地分”遗迹展示了公有牧场被贵族或可汗支配的直接证据。这使我们对於《周书·突厥传》中“各有地分”一语的理解，就不再是空洞或抽象的了。[22]
　　董少新君的读书报告写道：“几乎在全书的每一章节中，蔡先生都尽可能地从历史文献、文物和诗文三方面发掘和运用史料，将这三类史料相互比勘对照，力求对某一历史现象作出最近于真的科学解释。”董君甚至注意到本书“几乎在每一个问题的论述中，都有文物和文献两方面的证据。如果缺少物证或文献失载，则一一指出。”[23]
　　在蔡先生运用的诸多文物资料中，最有特色的恐怕是古代图画了；因为这并非许多学者所普遍注意到的。有学者把艺术理解为“另一种类型的语言”；[24]以图证史，实际就是在历史研究中引进形象思维。据董君的统计，本书“仅在上编就运用以图证史十多处，有片治肯特壁画、敦煌石窟壁画、出土石皿刻绘画等。”窃以为，其中用敦煌第45窟的“商胡遇难”图，来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有关“同侣商胡数十”“遇贼劫杀”的记述相印证，说明“任何脱离‘商侣’的独立行动，都会招来灾祸”，可谓最为生动的范例。[25]
　　以诗证史的方法，在这部著作中也运用甚多；据董君统计，仅上编就引用古诗三十余首。此法虽可溯至宋代，但以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臻于观止。陈先生这一史法，蔡先生可谓实践有方。至于引用其他古代文学作品，诸如词、曲、、笔记、小说等以证史补史，则全书随处可见。学者认为这种“文史互证”的方法，有助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了解”。[26]蔡先生特别倡导把古代文学作品引进史学研究中，他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到“中国历代书籍，经、史、子、集向为史家所重，现在更要注重的是开发集部，到集部中寻找史料”。此语无疑是在陈寅恪先生的启发下，通过自身研究实践所得到的真知灼见。最近，他又撰文《从小说发现历史—〈读莺莺传〉的眼界和思路》，[27]以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一文为研究对象，阐发陈先生以小说证史的史学方法。陈寅恪先生把小说视为一种“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的史料。[28]蔡先生在书中对这一方法运用得相当到家。如书中对九姓胡家庭的分析，蔡先生利用敦煌文书伯希和3813号背面的《唐判集》残卷。《唐判集》就性质而言，当属虚拟性的文字。他明确指出“尽管判例出自虚拟，并无个性之真实”；但“反映了九姓胡作为商业民族的特殊性格，是仍然具有共性之真实的”。同时还根据判词，点出该案例的史料价值：“史婆陁一案表明，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的伦理观念。在家庭关系上，胡风汉俗，大异其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以此为基点，九姓胡的其他礼俗，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29]
　　在史学研究中，互证是相对孤证而言。蔡先生经常强调孤证不能立。这显然也是循陈寅恪先生的教诲：“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30]史学互证中，文献学自然是首居重要地位；在文献资料匮阙或可靠性有怀疑时，便不得不求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和资料，这自王国维先生始创之后，现在所涉及的学科已日益增多，除考古学、金石学外，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化学等等，以至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也纷纷被卷入。在蔡先生的书中，上列各学科殆无不用上，而且在运用上又多有过人之处。例如：在语言学上，对唐代以“拔”和“跋”来音译粟特语词汇的考证，更注意到当时的译例；[31]在比较文化学上，探讨玄奘关於突厥围猎记载中含糊不清的地方，参照了蒙古、女真人围猎的组织形式，使问题明朗化。[32]即便是自然科学，书中也有所应用，如征引《本草纲目》的记述等。[33]可以预料，随着我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并与国际接轨，史学研究中引进的其他学科将越来越多，其跨学科性质将越来越突出。

　　四，本书在理论运用上的特色

　　各家在评价蔡先生考证的严谨同时，也都指出蔡先生在理论上的成熟。余太山先生甚至认为“本书最明显的特色是实证和理论的紧密结合。”[34]“作者虽然作了大量的考证，但並没有陷入考证的泥淖不能自拔。在本书中，考证不是目的，只是理清脉络的手段。”[35]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是师承了陈寅恪先生。以往有些人把陈先生视为考据学家，近年对陈先生的深入研究，已使学者们日益认识到，陈先生绝非以考证某一具体事物的本来面目为最终目的，他是通过揭示各种事物的真相，来呈现历史的发展线索。以史学研究生必读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为例，其间充斥着对众多事件、人物的细小入微的考证，以至在五十年代曾被批判为“枯燥”、“烦琐”。但我们把其所有单项考证综合起来，便可看到一幅隋唐制度历史渊源及其发展的清晰图象。同样的，蔡先生书中对九姓胡、突厥的社会制度、风俗、信仰、物产等等的细微考证，貌似孤立，但读完全书，掩卷冥想，眼前便可浮现出唐代中亚绿洲文明和漠北游牧文明交汇的奇观。不唯如此，即便是对具体事物的考证，他也常在结论中加以理论化，画龙点睛式地将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例如，对生肖历在突厥汗国传播的种种考证，最后把这其归结为“中世纪一段‘蕃、汉、胡’文化交流的佳话”；[36]把西域狮子的形象在华夏历代演变的考证，最后点出“历代中国人所赞赏的，并非狮的形体，而是狮的精神”，[37]如此而达到了史学研究体现“哲学味”的境界。
　　上面已引证荣教授的评论，其中提到《狮在华夏》原来发表的背景，并指出了蔡先生在书中删去了的原有副题。窃以为删去副题，有其深意。原先文章的撰写是为了配合“国际跨文化组织”的学术考察活动，故不得不采用相应的时髦副题。其实，蔡先生的治学风格从不赶时髦，更不卖弄西方术语。他效法陈寅恪先生，吸收西方先进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用于考察分析历史现象，“盐溶于水”，没有生搬硬套的痕迹。
　　尽管笔者认为蔡先生在本书的治学方法上，有很多是师承了陈寅恪先生。但从整个理论构架上，笔者很同意余太山先生的评论：“作者相信马克思主义对於历史研究的意义，自觉接受历史唯物论的指导。”[38]余先生在评论中，举出了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书中对突厥时代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等等。笔者从事宗教史研究，最叹服的例子是蔡先生关於突厥奉佛史事的辨析。书中引述了《隋书·突厥传》关于齐国沙门惠琳的记载，惠琳乃以“齐国富强者，为有佛法耳”为理由，来劝告突厥他钵可汗奉佛，遂使突厥他钵可汗建伽蓝、求佛经、自斋戒等。蔡先生以恩格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非常明显的现世的利益”这一教导，指出了“前引惠琳给他钵说法，正是一场‘现世的利益’的对话。[39]这种理论分析，用余先生的话，真可谓“令人信服的剖析”。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历史的误会，使其在当代不少年轻人的心目中失去了光彩。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对任何严肃的史学家来说，都是值得学习吸收的。曾声称不学马列的陈寅恪先生，实际上也曾认真地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德文原著，“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40]他反对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并没有否定其作为一种学说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当代不少学者的研究也已承认陈先生的一些史学方法，实际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

　　五，本书的语言特色

　　听过蔡先生讲学的人，对其条理分明、妙语连珠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读过蔡先生文章的人，对其语言隽永、生动，更无不折服。蔡先生已出版的专著《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尼姑谭》（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都具有这一特色。本书当然更是这样。对此，季羡林先生的序言特别指出：
　　还有一件形似细微实颇重要的情况，注意到的人似还不多。这就是：蔡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潇洒流利，生动鲜明。在当代人文社会学家中，实属少见。
　　荣新江教授评价道：
　　与当今利用先进微机所写的动辄洋洋数十或上百万言的著作相比，蔡鸿生先生的这篇（我相信是）用手所写的著作，篇幅虽然不大，但含金量却很高。它没有微机中自动蹦出的大量通俗词句，读起来使人感到语言凝练，内容扎实。[41]
　　余太山先生特别称赞蔡先生“文笔精美”：
　　蔡鸿生先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一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这是一本以考据为主的史学专著，一般说来，这种著作是比较艰涩、枯燥的。但此书与众不同，颇能引人入胜，且时有妙语隽言，令人回味无穷。既易读又耐读，实在难能可贵。[42]
　　历史学者能用类乎散文的语言来撰写史学论文，诚如季先生所说，毕竟“实属少见”，一般人恐难做到；但提高自己语言表达能力，做到行文简练、明达，则并非过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谢方《呼之欲出的中国突厥学》，刊《光明日报》1999年8月27日；余太山《读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书品》1999年第4期，北京中华书局，页29—34；荣新江《书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519—522；若夷《如何追踪文化交流的轨迹——读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24日第7版；据云香港《明报》2001年1月上旬也有文章评介，惜未寓目。
　　[2]原著，页81。
　　[3]原著，页82。
　　[4]收入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97—108。
　　[5]收入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52—53。
　　[6]中华书局，1958年。
　　[7]中华书局，1958年。
　　[8]李涵《教外何妨有别传——唐长儒对“义宁之学”的继承和发展》，提交1999年11月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页458—466，引文见页463。
　　[9]见注1荣文，页519。
　　[10]同上注，页520。
　　[11]见注1余文，页30。
　　[12]见注1荣文，页521。
　　[13]同上注，页518。
　　[14]原著《引言》。
　　[15]原著，页195。
　　[16]见注1荣文，页518。
　　[17]刊《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页79—81。
　　[18] E.M.茹科夫著、王瓘译：《历史方法论大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页206。
　　[19]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页118。
　　[20]见注1余文，页32。
　　[21]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219。
　　[22]见注1余文，页30—31。
　　[23]如原著第88、118页就有两例。
　　[24]常宁生编译《艺术史终结了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页320。
　　[25]原著，页36。
　　[26]景蜀慧《“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提交1999年11月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页167—183，引文见页167。
　　[27]提交1999年11月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页235—245。
　　[28]详参石泉《先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之追忆（补充二则）》，提交1999年11月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页157—158，有关论述见页157。
　　[29]原著，页21。
　　[30]《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74。
　　[31]原著，页10。
　　[32]原著，页112。
　　[33]原著，页61“郁金香“条。
　　[34]见注1余文，页29。
　　[35]见注1余文，页30。
　　[36]原著，页181。
　　[37]原著，页209。
　　[38]见注1余文，页29。
　　[39]原著，页147—148。
　　[40]李坚《陈寅恪晚年思想解读》，提交1999年11月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页553—570，有关论述见页554。
　　[41]见注1荣文，页518。
　　[42]见注1余文，页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