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时代，神话传说的成分较多，然而从其中也可以大致看出当时的情形。“三皇”最通行的说法是指燧人、伏羲、神农三位圣人。关于燧人，已不可考，不过从其名号可以猜想，当时人们似乎已进入了“钻木取火”的时代，这对于以食为天的原始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伏羲、神农，则各是两大系统。伏羲在东、南方位，神农在西、北方位。伏羲属蛮夷系统，据说他发明了八卦，而这个“八”正是许多东方民族的圣数（如鲜卑、契丹、满洲、日本等皆尚八）；神农则属戎狄系统，他的部落联盟可能以原始汉藏成分为主，也不排除有一些原始印欧或阿尔泰成分。稍後，这两方面似乎都发生了势力更替，从西边来的黄帝取代了属于神农系统的炎帝（一说炎帝即神农），而南方的蚩尤这时也强盛起来；黄帝战胜蚩尤，于是成为中原一带的霸主。传说黄帝统治期间发明了许多东西，例如养蚕制丝就是由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而我们文化的承载物汉字则是由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的，也许後世的汉语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从而奠定了其归属于汉藏语系的根基。由传说的遗迹我们可以发现，黄帝的根在西方，例如黄帝陵是在陕西一带，而黄帝频频活动之处的崆峒山等地也都在宁夏、甘肃一带，所以，原始汉藏人的根源很可能也就在甘青宁一带，被尊为华夏人文先祖的黄帝所率领的部落其实是原处黄河上游的原始汉藏部落向东迁徙进入黄河中下游的一支，而未东迁的部落，大部分留居原地形成羌人，至于另外一支汉藏大族——青藏高原上的藏人的形成，则是较晚近的事情了。黄帝对後世影响巨大，以至于後来许多入主中夏的异族都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其实他们和黄帝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五帝中的後两位是尧和舜。主张丑陋中国人的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直呼其名，将他们称作伊放勋和姚重华。“放勋”和“重华”都是名字，大约与他们的某些特征有关，例如舜据说是重瞳子（另一个重瞳子是项羽，司马迁也曾经怀疑过他与舜的关系），因此叫做“重华”。尧似乎与黄帝部落的关系比较密切，尧的国号为“唐”，出自晋中一带；尧的统治可以视为西来的黄帝部落的直系後裔在中原地带与当地部落进一步融合与巩固的时期。尧、舜之间的权力交替传说是以“禅让”的形式进行的，後世的改朝换代也每每模仿之并乐此不疲，实际上，这很可能是由于东夷部落的崛起并深入中原造成的。“姚”是东夷中的大姓，舜出自东夷似无疑义。以“虞”为国号的舜取代尧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表明东夷人的势力开始西渐，从而拉开了他们同西戎在中夏长期争斗之序幕。
　　在舜统治期间，黄河流域普发大水，治水重要性的上升使得精于此道的夏后氏鲧、禹部落势力大涨，而其後禹子启承父业也就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王朝国家的开始。那么，禹所属的姒氏部落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根据“夏”这个名号及传说中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来看，夏人似乎有北方民族的嫌疑，不过禹既然也被认为是黄帝的後裔，则夏人的祖先可能也是随黄帝部落东迁的一支原始汉藏部落，不同的是它东迁後主要活动于中原靠北的地域，起初受中原的影响较小，因此还留有一些原始印欧或原始阿尔泰成分。可以设想，最初活动于黄河上游一带的原始汉藏部落必定处于相当原初的状态，在语言和种族上都不同于後世的汉藏语部族，他们中间很可能混有不少的原始印欧成分，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原始印欧部落就已经进入天山以东的河西地区。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公元前三世纪之前主要活动于河西一带的吐火罗人是最早的印欧人，这是通过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应当说相当可靠。印欧语分为两大语组，罗曼、凯尔特、日耳曼等语系属Centum语组，主要在西边；印度、伊朗、斯拉夫等语系属Satem语组，主要在东边。然而经研究发现，在地理上位于东方的吐火罗语与邻近的东伊朗语有很大区别，不属于邻近的Satem语组，相反却与西方的意大利语等更为接近，属于Centum语组。
　　这一反常现象最好的解释便是，吐火罗人比它的Satem印欧语邻族更早来到东方，因此它没有经历Centum－Satem的演变，它具有相对独立的、更为古老的历史。吐火罗人既在很早的时期便已与原始汉藏人接触，则产生混合乃极自然之事，而河西地区为融合的中心。
　　吐火罗人曾在河西地区有颇深之影响，兹可从下述事实看出。先秦的河西原为月氏人的势力范围，月氏为吐火罗人的一支，匈奴也一度臣服于它；公元前三世纪初，匈奴摆脱月氏的控制，突然崛起，将月氏人赶往西边，从而占领了河西地区；前二世纪，汉武帝在此击败匈奴，设立了河西四郡，在这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之中，有两郡（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後来西迁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亦为吐火罗人的一支。氐人一向与羌人并称，後南下，是後世许多西南民族的祖先之一，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在氐人与月氏人之间却存在着不少联系，例如，月氏人称王为“诏”，“昭武”即王都、京城之意，西迁之中亚建立贵霜帝国的大月氏人也仍然在其发行的钱币上将其王称为“诏”（Shao）；可是，出身氐人的苻坚也被关中之人称作“苻诏”，而融入了不少氐人成分的白蛮、乌蛮等族建立之政权正被称作“六诏”，其後建立暹罗之泰人也称其王为“诏”（Chao）；又如，根据人种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白种人的特征，可是彝族主要是汉藏人的後裔，其中有氐人的因子，但氐人始居地附近的白种人似乎主要还与月氏人有关。如果我们把氐人看作是原始汉藏人与原始印欧人混合而形成的一个部族，确切地说，是古羌人与吐火罗人混合而成的一支，那么，上面那些困惑便迎刃而解了。同理，我们可以猜测，“夏”最初也正是这样一支混合部落，或者也许，“夏”这一名号亦与吐火罗有关（“吐火罗”与“大夏”对音近似，早年王国维、顾颉刚及黄文弼便已注意到这一点，後来的学者更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过从混合的程度上说，夏应该还是以汉藏成分为主，它和黄帝的亲缘关系也是比较近的，其影响之大，以至于後世将其与“华”并称（“华”之名最可能的来源是伏羲氏的母系华胥氏），“华夏”更成为一种带有文化正统意味的民族称号。
　　夏朝统治初期，夏人的地位并不稳固。虞舜所代表的东夷势力对夏人的反抗时有发生，这一斗争的高峰便是后羿的篡位——后羿本是一支善射的东夷部落的首领。关于后羿，存在着众多的神话传说。根据某些学者的分析（叶舒宪），“后羿射日”的背後正隐藏着一段上古历法重大变革的史实。“十日并出”，可能意味着夏人的历法是一年分成十个月，每月36天，所以他们感觉一年中天上像是有十个不同的太阳；而后羿所属的东夷人的历法则与此不同，更近似于今天称为“夏历”的历法，将一年分成十二个月。经过这一反复，夏人可能便接受和采用了东夷人的历法，而同东夷的斗争仍在进行着。
　　此时，东方渐渐崛起了新的民族——商人。商人的先祖据传说也能追溯到黄帝，但那并不可靠，而根据玄鸟的传说我们似乎可以猜测它的东方起源（高句丽也有鸟生的始祖传说）。考古发现增加了商人起源于东方的可能性，但仍缺乏绝对的证据。商人的祖先或许同黄帝部落有过接触，但主要部分应该还是起源于东夷，他们早期的活动区域在黄河下游一带，尤以河北地区为主，“燕”和“殷”称号的同源性也增强了这一推测的可信度。在後期，商人逐渐向西南方即中原地区靠拢，适值夏人之统治已趋衰微，商人遂在成汤之率领下联合多国部落击败夏桀，建立了商朝。由于这一朝代不光有史书的记载，还有出土文字的证实，因此它就被公认为中国具有可靠历史的开始。
　　夏朝灭亡後其族人的去向如何？我想它的主体部分最有可能还是融入了商人，否则对于商人一下便拥有那么高水平文化的现象就很难解释。特别地，商人的文字——甲骨文，也有可能是在吸收了夏人文字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成的（已有考古发现支持夏人已有文字）。但是从根本上说，夏、商是不同族的，而且族际差别可能还很大，因此肯定有别的夏人并没有融入商人，而是去了它处。《史记》记载了一则传说，认为匈奴的始祖叫做淳维，是桀的一个儿子，在夏朝灭亡後领着桀的一些妻妾向北逃，後来娶了那些妻妾，在漠北生息繁衍，便成为匈奴人的祖先。这个传说透露出的信息便是，的确发生过有一部分夏人在夏亡後逃往北方的史实。考古发现也有利于这一推测。位于南西伯利亚地区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考古遗迹中表现出有南来的青铜文化的明显痕迹，一般多认为与殷商文化有关，但联系到殷商文化的前身，将它解释为北迁夏人的影响似乎更为合适。另外有一支夏人的迁徙方向是往西，而西方正为吐火罗人的势力范围，因此这支夏人的西迁很可能逐步地渗入了越来越多的吐火罗因子，当它到达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即张骞所称的“大夏”）时，便已经几乎完全印欧化了。而它在途中则留下了众多与“夏”有关的地名，如宁夏、甘肃南部的临夏地区以及大夏河等等。大夏的西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夏朝大约亡于公元前十六世纪，这正是印欧人的一支——雅利安人向中亚、西亚迁徙的时期，不过大夏并未随着这一大迁徙浪潮进入中亚，而是先在鄂尔多斯高原（陕甘宁一带）停留了一段时间——公元前七世纪的东周初期，齐桓公还曾“涉流沙、西伐大夏”，当时大夏可能尚位于河西附近——然後再逐步向西迁（也许是迫于月氏人的压力），至公元前六世纪，大夏似乎已经到达了阿姆河流域，此後印欧人开始在中亚称霸，大夏先後成为波斯阿黑门帝国和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行省；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大夏被西迁的大月氏人征服，故地兴起了贵霜帝国，大夏人与波斯人、希腊人以及大月氏人等等，一同都逐渐融合于当地的东伊朗人之中。
　　有商代夏，并不仅仅是後世的改朝换代，而是两个不同民族在中原进行争夺，商胜夏负，实际上也可以看成东夷人的再度得势，并继承夏人的典章制度，建立了家天下的王朝。对于商人与东夷的关系，还存在着争论，不过我的看法是：商人最初是源于东夷的，但到商代时，分化已久，这是由于商人可能较早受到了中原华夏部落的影响。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商人在统治中原期间多次对东方的东夷部落用兵，并且商朝的衰亡也与此有关——正是趁帝辛连连征讨东夷之机，周人才联合诸侯东伐朝歌，灭亡了商朝。如果商是与东夷同源的，那它为何又要频频对同族人进行征伐呢？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外族入主中夏後内部分化的共同现象。商人与夏人本为异族，商人在夏人的故地上建立对中原的统治，必然要继承和吸收优于其固有文化的夏人的文化，这势必引起统治集团的分裂；商人本来在东夷中就领先于其他部落，在与中夏接触後，其发展更快，而在东方的其他东夷部落原本就较为落後与保守，对先进的、异质的夏文化肯定持排斥的态度，这样发展下去，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因此，商人与东夷的争战实际上是“夏化”（即后世的“汉化”）与“夷化”之间的冲突。可以类比的一个史实，是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正是入主中原的异族——拓跋鲜卑人内部在“汉化”与“胡化（鲜卑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愈演愈烈，最终直接导致了北魏的分裂及灭亡。类似的史实尚多，如源出西方的周人和秦人都是在渐次“夏化”之後，回过头去再屡屡与西方的部落作战；而楚人也常常与同为南方部落的吴、越、巴等族作战。其次，商人史官记录的事件，很少能保存到甲骨文上，因为甲骨文主要是用来记录占卜的，偶尔在甲骨文中可以发现一些与传世文献上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线索，那一定是因为其与占卜有较密切的关系，才会被转刻到甲骨上，因此，商夷交恶这样的大事未能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中提及并不奇怪；而且，尚未发现也并不能就作为否定的证据。基于商源出东夷的假设，我们也可以更容易理解，商代的主要敌人是来自西部和北部，这一点在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中也有很好的体现；而在有商一代，商人与西方的交流也比前代大大加深了。
　　商朝约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存在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延续四、五百年。这期间商人频频同羌方、人方、鬼方等民族作战，西方诸族也颇为活跃。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游牧于南俄、中亚一带的东支印欧人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迁移，其中主要向南迁移的一支自称“雅利安人”（意为高贵者），分别迁入印度和伊朗，成为後来的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雅利安人。这一迁移持续了几百年，势必对中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可能压迫一部分吐火罗人向东迁移，从而与中原的商人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根据比较语言学的分析（林梅村），“剑”这个词最早可能是由吐火罗人带入汉语的，虽然它与後来武王斩纣所用的“轻吕”以及匈奴人的“径路”等都是古印欧语中“剑、刀”的同源词，但後者晚出，来自东伊朗语，与更早的吐火罗语形式是有所不同的。商代的墓葬中，也有遗骨显示出异于黄种人的体制特征，据分析，里面当杂有白种人的成分，这些人可能是商人的战俘，很可能即出自吐火罗人部落——商人多次西征北讨，同吐火罗部落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除战争外，文化上的交流也有所体现，至殷商末期尤为明显。著名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提到，商朝末代的帝辛纣王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君主，其直接原因则是他宠信狐狸精变化的女子妲己；纣王还设置“酒池”、“肉林”等腐朽的娱乐，更遭後人的谴责。应该说，这一演义是有其历史性根据的，综合观之，纣王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正是当时殷商宫廷渐染胡风的体现，因其与华夏民族的传统大不相符，以故後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遂对其大加挞伐，更将纣王描绘成无道昏君之代表。根据《史记》的记载，周人为营救被囚禁的文王，曾向纣王进献了大批珍奇美女，其中多数是通过对西方部落发动战争抢夺而来的。
　　这一文献上的史实幸运地在甲骨文中得到了验证，通过对“小臣墙刻辞”的解读（林梅村），证明确实存在这样一次周人对西方部落的征讨及对纣王的进贡事件。其中，美女来源的地区（辛国等）与属于吐火罗部落的犬戎有关，因此我怀疑她们属于白种人或者说是杂有印欧因子的混血儿，而妲己的原型可能便是其中之一，因混有异族风情的白种因子，故更加可爱，纣王对其宠溺有加也就易于理解。“酒池”、“肉林”的原型则是文献上有记载的“桑林之舞”，又称“株离之舞”，“株离”一词来源于吐火罗语，这原是印欧胡人的一种原始祭祀形式，最初大约起源于游牧时期对水神的崇拜，後世每到此仪式时，不分男女，一律裸体持盛水器具互相泼射，至印欧人最早的宗教——祆教中，遂固定成为一大节日——“泼胡乞寒戏”，後于北朝时随东伊朗人传入中国，亦因有悖于华夏人伦，至唐时被废除（据岑仲勉及韩儒林等考证，後世傣族的“泼水节”亦肇源于此）；则纣王对这一习俗的喜好其实是对以吐火罗人为代表的古印欧人的“西戎”文化的偏爱，这说明当时殷商上层已经有“西戎化”的倾向，这一倾向与无论是“华夏化”还是“东夷化”的中原大势都背道而驰，最终，商朝被自称夏人继承者的周人灭亡，应当说与此是不无关系的。
　　周人灭商，西戎在同东夷的争斗中再次获胜。周人源出西戎一说，历来不为史家重视，殆因其有悖于华夏正统观念。然而，文献与考古都昭示我们，周人的祖先并非华夏，而是与西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先周文化的追寻与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周人的祖先曾经长期在农业与游牧中徘徊反复，这正暗示我们，先周部落即使出于华夏，也是处于接近戎狄的边缘地带，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较大影响。被认为有可能是先周文化遗存的晋西北的光社文化就显示出许多与华夏文化迥异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其属于非华夏系统的文化（邹衡），林梅村更提出其可能是与同为吐火罗人的犬戎部落通婚的高辛氏部落的文化遗存。周人迁至泾渭流域之後，逐渐转为定居务农，但此时它周围的部落无一不是西戎，西、北方向更是居于安定、平凉、固原一带的属于吐火罗人的强大的犬戎部落，同时周围还有不少戎族小国，都同犬戎有婚姻关系。最能揭示周人祖先之西戎出身的，无疑是其始祖传说。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显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为阴、阳之别），而羌人正为西戎的一支。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羌人”一词，与传统的提法在含义上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所谓的羌人，多是指汉代以後的西羌部落，那其实只是羌人发展程度更低的、後起的一支，主要居于河湟之间，因先前同他族接触较少，故血统较纯，更倾向于属黄种人的汉藏一系，由于这支羌人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与汉人争战不已，所以汉人後来便将他们视为羌人的代表；而在先周时期，羌人则属于西戎，同殷商甲骨文卜辞中频频出现的“羌方”以及商周时期见诸文献的“羌戎”、“姜戎”等近似，都属西戎中的一支，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汉藏部落，而是带有或多或少的印欧血统。这一点从周、羌同犬戎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周人在始祖时期即与姜姓羌人世为婚姻，姜姓为炎帝氏族的後裔，周人则自托为黄帝氏族的後裔，姬姓，传说两姓同源而异流，因此周人祖上必与炎帝族的羌人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从姬水、姜水的地望来看，这一支羌人从一开始就并非纯粹的汉藏部落，很可能杂有来自西、北的印欧因子；周人立国後，犬戎颇强盛，周与犬戎时战时和，并同一些附属于犬戎的小国建立了婚姻关系，例如，时常与周人通婚的有辛氏就以盛产美女而著称，而辛国实为犬戎的支族，可能都属吐火罗人。羌人在文化上也接受了许多印欧人的风俗，例如葬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羌人是实行火葬的，案火葬并非汉藏人的习俗，而是出自印欧人，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由于葬俗的关系，羌人乃至西戎人的遗骨很难保留，今天确定为先秦羌人文化遗存的一些考古遗迹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等都位于河西走廊，期间发现了不少装骨灰的陶罐，但遗骨则很少，仅有的几个经鉴定认为是“蒙古人种”，但这大约并不是实行火葬的羌人的遗骨；而其他的文物遗存则同新疆地区的许多已确认属于印欧人遗存的文物的风格更为类似，因此，羌人同印欧人的密切关系在考古发现上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证据。综上所述，无论从出身还是後来的发展上看，周人都是离不开印欧与汉藏因子交杂其间的西戎人的巨大影响的。
　　殷商灭亡後，似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遗民外徙。箕氏朝鲜可能是一个特例，但其真实性尚存疑问。由于周人是自西向东地征服商人，因此商人不可能像夏人那样往西、北方向溃逃，而只能迁往东北方向，这一点再次体现在战国末期——秦人自西向东的征服行动导致了卫氏朝鲜的建立。留在中原的商人主体被分封建立了宋国，这个“宋”，王国维认为就是“商”的转音。周人对商人的征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武王分封後不久去世，成王年幼，由其叔周公摄政，未几东方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殷商遗民叛乱，周公发动东征，平定了管、蔡、霍三叔，重新进行了分封，至此周人对中原的统治才真正确立。此後，随着周公的制礼作乐，随着中原民族融合的加深，“华夏”作为民族文化正统的观念始逐步形成；周人灭商後，商人的典册主要都分给了周公的封地——鲁国，这也就为後来鲁国在春秋战国时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创造了条件，而出身于殷商遗民的鲁人孔子亦籍此发明儒家学说，更奠定了日後华夏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根基。
　　传统的说法，华夏民族经营西域自汉代开始，张骞凿空之举则是汉武西征的前奏，事实上，与西域之交通早在周代即已颇为发达。纵观中国历史，凡定都于关中以东之中原者，其向西进取之心多不积极，反之，定都于关中之大朝，如前汉、如盛唐，则莫不积极开拓西域，殆因京师拱卫之亟需也。西周之都在关中之镐京，又称宗周，有鉴于西戎之扰攘，其立国之初，便频频向西开拓，多次以进攻之势态对犬戎、猃狁等族开战，至穆王时，周人之攻势臻于极盛，不但大败犬戎，穆王还亲征西域，向西方一直打到了天山。关于周穆王究竟最远到达西方何处，学者众说纷纭，有人甚至提出远至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之地；但对于穆王远通西域一事则基本已成定论，而传说中穆王会见的西王母的原型很可能就是中亚某印欧部落的女王。穆王的马车夫叫做造父，御术极高，深得穆王宠爱，被封于赵城，这便是後世赵国发迹之起点，而与之同祖之秦人（纣王有宠臣名飞廉，飞廉有二子，恶来为秦人之祖，季胜为赵人之祖）也一并受惠，其後善于牧马之非子被封于秦成为秦人发迹之起点，则非子的善牧与造父的影响也是不无关系的。穆王西征是西周乃至整个周代的转折点，之後，周人对犬戎渐处守势，最终，西周亡于犬戎之手。
　　在大胜之馀，穆王曾将很大一部分犬戎部落迁至太原（此太原是否即今山西太原，学者尚存争论，但无论如何，其地距镐京当不会比迁徙之前更远），这一作法被许多後人看作是自掘坟墓，西晋初作《徙戎论》的江统大约正是这样认为。犬戎从此作为周人的首患，不断进攻宗周，而周人愈发衰落，在抗战的同时甚至也不得不以类似後世“和亲”的方式来对付犬戎。幽王的太子宜臼便是周室与西戎联姻之果实——宜臼的外祖父为申侯，而申国是犬戎的附庸，其族人很可能也属犬戎。因幽王宠爱褒姒（从“姒”来看，可能为夏后氏美女），“烽火戏诸侯”的结果，是犬戎大军在申侯的引导下，攻破镐京，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原太子宜臼则在申侯等人的支持下被立为平王，而镐京已为犬戎残破，遂向东迁都于洛邑（成周），建立东周。至此以後，周室威权不再，诸侯兴起，华夏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