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交通是一个地区城镇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明清时期，南阳盆地形成了以丹水、湍水、白河、唐河为主干的水路网和以方城路、三鸦路、商洛路、邓州路、桐柏路为主干的陆路网。盆地内星星点点的城镇分布其上，或通过水路，或依靠陆路，或水陆联动，以致货物聚集，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后来，不少城镇则随着交通线路的兴衰而消长。探讨这一变迁过程，对于充分开发利用该区域的国土资源，进行合理的区域和城镇发展规划，促进当时经济建设，当有裨益。
　　关键词：南阳盆地；交通；城镇经济

　　交通是一个区域内城镇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自古以来，南阳盆地的水陆交通就比较发达，商周时期，盆地内即有通往中原的“夏路”[1]，秦汉时期，交通更为发达，形成了“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推淮引湍，三方是通”的水陆并臻的辐射型交通网[2]。唐代，南阳盆地为东、西两大政治中心和南、北两条漕粮之道的交通枢纽[3]。明清时期，南阳盆地逐渐形成了以丹水、湍水、白河、唐河为主干的水路网和以方城路、三鸦路、商洛路、邓州路、桐柏路为主干的陆路网。盆地内星星点点的城镇分布其上，或通过水路，或依靠陆路，或水路联动，以至货物聚集，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其后，不少城镇则又随着交通线路的兴衰而消长。理清这一变迁过程，对于充分开发利用该区域的国土资源，进行合理的区域和城镇发展规划，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当有裨益。

　　1　盆地南部水路交通与城镇发展

　　南阳盆地处于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水系交汇地带，其水运航程为“中国中古时代南北天然水运航线上最长最盛者”[4]。明清时期，南阳盆地内水路交通大体有丹水、湍水、白河、唐河几条：
　　丹水：发源于陕西商州境内，在湖北均县汇入汉江。位于盆地西南部的丹水为过境河，在唐代是长安至荆州“次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汉口运往陕西的货物“自汉口送襄阳，换舟秋船载至龙驹寨雇驴运省”[5]。康熙三十年(1691年)陕西西安府受灾，次年从湖北、湖南调20万石米救济，即取道丹水[6]。清代中叶，自淅川县城(今老城镇)至丹江口，可行长3丈广阔6尺的大船，每船可载米100～150石，自淅川老城至荆子关可行长2丈余宽3尺的扒河船，每船可载15～20石，荆子关至龙驹寨每船减至7～10石[7]。沿丹水顺流而下，船速较快，清人徐光第《由荆子关顺流抵淅川城》诗曰：“河身如带势弯环，一线中流两岸山。百廿程途才半日，片帆飞下自荆关。”[8]由此可见，其船速顺流半日可行一百二十里左右。明清时期丹水繁忙的航运，使得沿岸的李官桥镇、淅川老城、白亭镇、荆子关镇繁荣起来，尤以荆子关、李官桥镇为盛。荆子关盛时镇上有三大公司、八大帮会(商帮)、十二大骡马店和二十四大商号之称，这些商贾皆通过丹江水道，水陆联运，运输商货。李官桥镇“沿江北上抵商洛，转旱路而至西安，顺江南下抵河口、襄樊至汉口，至江口沿汉水逆行可通安康、汉中等地，为沿海江、浙、京、广百货及陕、川、鄂北土特产集散地”。从淅川县城东南的马蹬渡口向北的河流为丹水分支———灌河，沿岸下集、上集、西峡口等镇也是农村商品集散地。
　　湍水：位于内乡、邓州境内，是白河的支流。其通航终点，当在今邓州城西三里的六门堰[9]。位于湍水之滨的邓县城在元代已是“舟车辐辏，人物浩穰”[10]。湍河在明清时期一直通航，乾隆《邓州志》载《湍水渔舟》诗曰：“源水出熊耳，东来绕邓城，睛随烟雨敛，渔趁野航横。”[11]湍水沿岸自下游而上的较大集镇有王集、氵急滩、邓州城、文渠集、张村镇、罗庄、内乡县城、赤眉、夏馆等，在湍水支流上还有白牛镇、大王集等集镇。商业较繁荣的城镇除内乡城、邓州城外，张村镇商业经济也比较繁盛，“时逢庙会，货物琳琅，堆满街道”[12]。
　　白河：古称氵育水，贯穿盆地南北的新野、邓州、南阳、南召等县，是盆地内较为重要的水路干道。北宋及其以前，沿白河而上，船只可抵达今南阳市北50里的石桥镇。直到清末，从襄樊北上的大型货船可抵南阳城关，小船仍到达石桥镇。当时的石桥镇河运繁忙，“毂绾水陆，号为繁富”。沿白河而上的主要集镇有新曲铺、新野县城、瓦店、南阳府城、溧河店、新店、石桥镇、南召城等。南阳县南的瓦店，在清光绪年间“民习舟楫，帆樯出入”[13]。白河在新野境内还汇接了潦河、湍河、朝河数水，流量大增，“舟楫往来，更为频繁”[14]。潦河沿岸有安众、王村铺、安皋等镇，其中安皋镇乃南阳县重镇之一。白河航运对城镇商业发展的作用很大，明代王士性曰：“惟南阳泌氵育诸水皆南自入汉，若与中州无涉者，然舟楫商贾反因以为利”。[15]白河这条商业发展的黄金水道从南阳府顺流而下至襄阳注入汉江，襄阳城外十里处之新杉洪码头沟通各支流的航线，“唐白河、滚河、清河之水由此至白河咀入汉，往来行船夹岸停泊，商贾云集”[16]。
　　唐河：古为氵比水，唐代称泌水，清代始称唐河。它发源于裕州七峰山，其源头的潘河、赵河在赊旗镇交汇南流，称为唐河。唐河流经唐河县全境，于邓州苍台镇出境后，汇白河，入汉水。它全长约二百三十余公里，流域面积约八千六百多平方公里，贯穿南阳盆地腹地，两岸地势属川谷形，河道弯曲，水量丰沛，航运便利。清代唐河水盛时，襄樊货船可抵达南阳县之赊旗店。光绪《南阳县志》载：“唐河经源潭东头，南至唐县西关外南流，每船行至赊旗镇止”。[17]“氵育水以东，唐泌之间，赊旗店亦豫南巨镇也”，“地濒赭水，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尤多秦晋盐茶大贾”。当时的赊旗店“客妓利屣，笙歌盈衢”、“咸丰年兴榷关，其市岁税常巨万”。[18]繁盛的赊旗镇得益于其处于唐泌河水陆要冲的优越地理位置。在赊店镇下游的唐河河段，集镇密布，主要有埠口、青台镇、桐河镇、兴隆镇、新集、源潭、唐河县城、朱庄、苍台等集镇。光绪《南阳县志》载：“过赊旗以南为青台镇，左倚唐河，元初筑城，屯军于此，以图襄阳”。[18]唐河入唐河县境流经源潭、城关、黑龙城、郭滩、苍台等八集镇[19]。位于赊旗县南唐泌二河相汇之处的源潭镇，因为系通商航道，在清乾隆时人烟已很稠密[20]。唐河纳泌河后，流量大增，航运更为方便。清人郭平鼎《唐城怀古》诗云：“毂击戾摩比户卦，淮襄千艘竞并冲。”[20]显示了唐河沿岸城镇交通和商业的繁荣景象。

　　2　盆地北部水陆交通与城镇发展

　　明清时期，南阳盆地水陆交通通向全国。据《天下水陆路程》载：北京至贵州、云南二省路经南阳府，由襄城县进入叶县，行六十里至保安驿，再行六十里至裕州，然后转水路由唐县入江汉至湖广。或由陆路经博望驿，行六十里至南阳府，再行六十里至林水驿，再行七十里至新野县，然后到襄阳府[21]。淮安府由北河至陕西潼关水路，自南京大江至汉口换船，由南阳府淅川县入武关至西安府。南京由大江至西安府水路交通线，由光化县行二十里至巡司，再行三十里至小江口换船，行三十里到淅川党子口，继续行三十里至程宽埠口，再行八十里至淅川县。逆流而上，转陆路经武关、蓝田县至西安[21]。
　　明清时期，盆地内的几条陆路大道主要有：(一)南阳府至内乡，然后由内乡县城分为两条，一条通西峡口，一条通淅川；(二)南阳府至邓州；(三)南阳府至唐河、桐柏；(四)南阳府至方城；(五)南阳府至南召。南阳府通往襄阳府、湖广地区以唐白河、丹水等水路为主，兼有南阳至邓州、南阳至桐柏陆路。南阳府通往中原地区不外乎两条线路：一是取道于南阳盆地东北端方城县附近缺口的方城路，另一条即三鸦路。南阳盆地通过这两条要道，直接和中原政治经济中心洛阳、开封相联系，分述如下：
　　方城路　位于伏牛山地与桐柏低山丘陵之间的南阳盆地，三面是山地和丘陵，中为平原，南与襄樊冲积平原相衔接。伏牛山东延至鲁山县东南逐渐下降为低缓的丘陵，形成盆地东北端方城县附近的缺口，从而裂开了一条比较平坦的隘道，人们利用这种天然地理条件，来往于南阳盆地和中原地区。这条通道远在春秋战国时已开拓成途，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城隘口还是一条军事通道和黄金水道。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1《氵育水篇》云：“氵育水又西南经史定伯碑南，又西为瓜里津，水上有三梁，谓之瓜里渡。自宛道途，东出堵阳，而道方城。”正由于从宛出堵阳的方城路是重要通道，故在方城路所经的氵育水渡口瓜里津上架设了三道桥梁，成为当时的著名津渡。
　　元明时代，方城路仍是主要通道。据《永乐大典》载，汴梁至南阳方城大路，设有汴梁、朱迁、尉氏、淆川、许州、襄城、叶县、保安、裕州、博望、南阳诸驿站，每站都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匹和车辆[22]。
　　明清时期，方城路不仅是南阳和中原的交通要道，也是京师与湖广及云、贵间的往来通道。商贾往来“皆自襄阳至南阳，趋道方城路抵郑州，渡河沿太行山东麓抵京”[23]。方城路是盆地南北交通的中轴，南来北往的物资，形成了一条巨大货流，促进了沿路城镇的兴盛。如赊旗店随着交通和经济日益繁华，当时人口已超过十万，车舟节比，人烟稠密，货物富饶，商业殷繁[23]。
　　三鸦路　伏牛山地由西向东横亘于南阳盆地的北面，遮挡住南阳至临汝、洛阳的去路，伏牛山南坡之鲁阳关水(明清时改称鸦河)流入氵育水，与盆地北面隔着分水岭有一条流入沙河的鲁阳关水(即氵襄河)相对应，由南阳北上至鲁山、临汝，就利用这个地形上的便利条件。三鸦路是宛、洛间最近捷的通道。秦汉时，它即为军事要道；北魏迁洛阳后，更关注这条道路，孝昌元年(公元525年)，群蛮断塞三鸦路，孝明帝立即分道发兵进讨[24]。三鸦路既为交通、军事要道，故北周时于鲁山县西南十九里三鸦道上置三鸦镇[25]，作为控扼要道的据点。
　　明清时期，南阳府通往洛阳的三鸦路，仍然通行繁盛。乾隆《续修河南通志》载：“自南阳石桥以北至陕州双观音堂，凡数百里，皆鸦路也。”其时三鸦路的交通，大抵由洛阳至汝州、鲁山，取道陆路，再自石桥镇乘船循白河南下至南阳，反之，从南阳溯白河而上，至石桥镇，舍舟登陆，取三鸦陆路道经鲁山、汝州抵洛阳。由于三鸦路水陆联运，通行繁盛，故南阳县北的石桥镇成为白河南北水陆交通的重镇。“盖县北诸镇莫大于石桥，宋南阳六镇之一也。北道三鸦通汝、洛，南循洱、氵育，乘涨之郡，瞬息可至，绾毂水陆，号为繁富。”[18]
　　由于三鸦路交通的便利，促进了石桥镇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这一要道附近聚邑的兴起。“南通宛邑，北通鲁阳”的南召店，因“生齿渐繁”，经济繁荣，明清时于此设县建城“以便控驭”[26]。由此可见明清时期三鸦路的交通盛况。

　　3　盆地内交通的衰落与城镇经济的退化

　　明清时期，我国的气候处于寒冷干燥期，南阳盆地年平均降雨量减少，河流水位下降。更为严重的是，森林逐渐被砍伐所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大量泥沙在河床淤积，影响通航[9]。唐白河流域的不少城镇亦因之衰落，如唐河县境内的源潭、郭滩、苍台等码头“因河流量减少，河床淤积，失去作用，自行消失”[19]。
　　清末民国初，方城路和三鸦路渐趋衰落，地处水陆中枢的赊旗镇“商贾日稀”、“商务骤衰”[18]，人口显著下降，“在距离今五十年前，赊旗镇商业还盛，据说以前人口超过十万，现在仅一万七千人”[17]，这与方城路交通的衰落息息相关；三鸦路通途更是荒芜，与往昔交通盛况不可同日而语。促使这两条交通干道衰落的原因有三：其一，京汉铁路的兴起和通车，成了纵横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从而代替了这两条要道的交通地位；其二，唐、白河河曲发达，上游植被遭人为破坏，面积日益减少，泥沙积多，河床淤浅，影响舟楫航行；其三，清末至近代，统治者媚外卖国，无暇于交通修治，也是交通衰落的重要原因。
　　河道衰落还与人为破坏有关，如方城县城廓附近之潘河道，“在清中叶尚可泛舟，估客乘航直抵东部，四方之物无不毕集，今城东南隅之下货台，即当时之泊舟下货处。赊旗镇奸商拟专利，乃在镇北漫流寨修桥以御之。时方城人乃将黑龙庙河源用铁锅堵塞，使水量减少，舟楫不通。”[17]
　　丹淅流域的城镇衰落与毁林开荒、洪水暴涨、河床淤塞等因素相关。荆紫关镇在清光绪年间由北街新石桥至中街马蚁桥，沿丹江河岸有上、中、下码头，形成一条繁闹的河市(又名河街)。河街有一里多长，百户人家，比屋而居，房舍多酒楼饭馆，专为河道船工服务。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季，丹江洪水暴涨，一夜之间河市变为白沙之洲。除洪水冲淹外，大量毁林开荒，使丹江河岸严重坍陷，致使河床淤塞，航道不通，荆紫关镇随之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丹淅下游的李官桥镇于民国二十四年间，连降七天大雨，丹江洪水暴涨，整个顺阳川一片洪泽，被冲走的街道面积占二分之一。李官桥镇自此经济衰落，一蹶不振。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南阳盆地的城镇多分布于水陆要道之上，通过水陆联运，商业经济迅速发展，但这些交通型、商业型城镇由于对交通依赖性较强，不少城镇则随河道、驿路的兴衰而消长。明清至民国时期，南阳盆地气候寒冷干燥，年平均降水量减少，河流水位下降，加上毁林开荒等人为因素，致使河床淤塞，严重影响通航，而统治者腐败媚外，又无力修治。同时，京汉铁路的兴起代替了南阳盆地的南北交通地位，这些因素导致了南阳盆地不少城镇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而衰败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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