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评述冯天瑜、毛磊等教授所著的《中华开放史》，认为此书首先把“开放”作为中华文明史的一部分，以简练、生动的文字，把中华几千年的开放史阐释得相当清楚，使人一目了然；并在诸如“长城是否禁锢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宗教在开放中起了什么作用”、“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等问题上作了深刻分析，富有新意，引人爱读。

　　读罢眼下这部六十多万字的《中华开放史》，受益颇多，它回答了在我国“开放”问题上的许多史事。
　　首先，把“开放”作为中华文明史的一部分，它贯穿几千年。往往一提“开放”，似乎只是近几年的事，只是中国与外国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包括中国之内诸地域、诸民族之间在广义文化上的交往。《中华开放史》抓住时代的特点，排列一幅使人一目了然的篇章：多源一体的华夏文明，声威远播的秦汉，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敞开胸怀的唐帝国，陆路内敛、拓展海道的北宋，开四方门户、补国土不足的南宋，开门拓疆的蒙元时代，朝廷控制下对外交往扩大的明初，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的明清之际，开与关碰撞的康乾盛世，列强敲开中国大门，孙中山的开放主义与民国的嬗变，由开放到被迫关闭的新中国，呈现立体开放的新格局。“开放史”的第一章就给我们勾画了几千年前夏商两代中原文明的辐射图：“成汤时四方民族都来朝献，……其中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共有十多个民族，商文化依靠这些分布在北方和西方的草原游牧民族，传入叶尼塞河、阿尔泰山和吐鲁番盆地。……商代青铜文化和西北草原民族有密切的联系，通过草原民族的传播，在西伯利亚地区和欧洲的塞伊玛文化、中亚的纳马兹加文化发生了最早的接触。”“商文化向南传播，促使了南方原始文化的解体和青铜文化的出现，对社会经济的进步无疑起着极大的推动。反之，商人也从南方吸取了丰富的文化营养，南方的几何印纹硬陶、釉陶、原始瓷器传到了中原。”这就是中华先民一步一步从“原始封闭”中走出，是中华开放史的起步。
　　第二，在歌颂长城的同时，有人误认为长城禁锢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似乎长城阻碍了中国的开放。怎么来评价中国的长城呢？“开放史”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话：“长城除军事防卫功能外，它还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线。这是因为，长城遏制了游牧人对农耕人的毁灭性冲击，使得两类文明有可能进行平等互利的双向开放。纵观两千多年的长城史，这条逶迤万里的边垣虽然时常烽火连天，战鼓急骤，但在偃旗息鼓的时日，长城诸关隘又是牧民与农人交换物资的孔道。”“农耕与游牧这两种并存而异质的文明之间，既有剧烈冲突的一面，又有互补相容的一面，一部长城史使是见证。”早在汉代，长城沿线即为从湖人那里购进驴马牲畜的去处；唐代则在长城沿线与突厥互市、与回纥进行绢马交易；明代，在陕西三边、大同威运堡、宣府万全与张家口等长城各关口开设市场，与蒙古族“茶马互市”。当中华大地上建立大一统帝国时，长城就形同虚设（康熙皇帝说过“修筑长城，实属无益”）或不必劳民伤财（唐太宗面对臣下建议修长城时说过“安用劳民”，一笑置之）。
　　对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互关系，“开放史”作了深刻的阐述。“关于这种交互关系，以往人们多注意到战争、冲突一面，而忽略文化互补一面，其实，文化互补正是异质文化间双向互动的良性结果，而且，战争、冲突本身也是导致文化互补的一种激烈形态”。站在农耕文明的角度讲，汉朝开辟丝绸之路，广采博取中亚、西亚文化成果；唐代承魏晋南北朝汉胡文化融合之势，增添新的生命力，以一个“大有胡气”的中原王朝，展现出外拓英姿。站在游牧文明的角度讲，尤其注目的是以征服者身份进入农耕区的游牧人在高势位的农耕文明的气氛中，“为被征服者所同化”，推动了社会进步；以元朝和清朝为盛，特别是元朝及蒙古汗国，将西欧大陆的大部分置于一个政权的控制之下，有史以来第一次使亚欧大陆的交通畅行无阻，形成一种空前开畅的中西文化交汇的格局。
　　第三，宗教在开放中的作用。外来的佛教高僧鸠摩罗什、菩提达摩与“打出去”的佛教徒法显、玄奘、鉴真，他们把佛教作为人们对“终极关怀”不倦追求的产物，以一种排除万难的精神力量，勇于孤行独在、百折不回地求经、传道，从而成为人类开放史上的一支异军。印度高度评价了玄奘“在全人类的文化中，只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中国很荣幸是这位翻译家的祖国，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产生这么伟大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是中印两民族的共同遗产。”这是带有代表性的评论。这些佛教徒的确是凭着宗教家的顽强信念和超常毅力，历尽艰难险阻，完成了文化传入或文化传出的伟业，是人类开放史上的奇葩，令人景仰！“开放史”中引了梁启超的一句话：“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然后解释说：“中外文化的第一次交融，体现为儒、道、佛之间的相互汲纳、排斥、互补，经千年努力，终于达到新的综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文化——中国化的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的新儒学（理学）、综合了佛教某些教义和哲学的道教，以至出现‘三教共弘’、‘三教一家’的局面。这一大开大合、复杂错综的历史进程，生动体现了文化开放的生命活力，也说明文化开放是双向互动的，同时还是艰难曲折的。”16、17世纪间，欧洲耶稣会士为了与新教争取群众、争夺海外宗教殖民范围，大力向东方发展，引起西学东渐以及中学西传。像意大利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士最先在中国打开局面的一位，他是以“学术传教”，把天文历算、欧氏几何学、地理地图学等西方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接着郭居敬、艾儒略、熊三拔、金尼阁、傅汛际、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接踵而来，不仅介绍各类西方学术，而且带来大批西方典籍。我国评价说：“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盖旷古于今为烈！”中国一批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徴等，深为西方学术所吸引，与耶稣会士结为师友，切磋学问，出版了一批著作——《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等。与此同时，在耶稣会士的媒介下，中国文化大规模传入欧洲，中国的绘画、建筑、戏剧、诗歌、陶瓷、典章文物，风靡西欧和南欧，像伏尔泰，借助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作为批判欧洲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巨杖”。“开放史”中引了梁启超的另一句话：“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相接触，……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然后解释说：“梁启超提到的中外文化的第二次交会，也即中西文化交会，自16世纪开始以来，已进行4个世纪之久，今天尚在这一过程之中，其间已经演出互容、互斥、互补的种种状态。”在叙述了这两次交会之后，“开放史”总结出一段使人读后颇有启迪的文字：“如果我们从中外文化第一次交会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又及时反顾第二次交会已经走过的路程，便可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博大的襟怀去迎受、消化外来文化，进行新的综合、新的创造。”
　　第四，不可忘记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这一百多年中国在中古故道上徘徊的历史。人们是非常想了解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因“教仪之争”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中断；到了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清廷宣布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开启“限关”之端，确立了“海防重于通商”的方针；又经乾隆后期的发展，至嘉庆、道光年间（19世纪初叶），正式形成以“禁”、“防”为主的苛繁的海疆政策，又严格限制中国商人造船、出海，对西方制品及工艺一概视为奇技淫巧。这种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政策，是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政策，是因噎废食的政策。到了19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越来越明显，而清政府在与外人交往时仍处处流露“天朝”的心态与愚蠢的举措，即使像林则徐这样的伟人也流露出对近代世界贸易实情的无知，如认为外国货“皆不过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所需，何难闭关绝市”，甚至在禁烟战争中还提出洋人腿直，不能转弯，故诱以陆战，便可一举歼之的荒唐之见。到了欧亚大陆的两极，从文化冲突变成兵戎相见这一段可悲却又无法逃避的开放史的插曲出现后，西方入侵者毫不留情地推跨中华帝国的千古尊严，东方农耕文明优胜地位及封闭状态动摇了，首先正视这一现实的中国人，是一批以“经世致用”和“改法更图”为使命的官员（如林则徐、徐继畲、贺长龄、姚莹）及学者（如魏源、包世臣、梁廷楠等），他们“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竞相“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一批新书出版了，如《瀛环志略》、《英吉利国志》、《英吉利纪略》、《海国图志》等。但是，经世派的着眼点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长技就是西方的优秀科技，即“器用文化”，而未涉及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也就是说，经世派对近世中国社会的开放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但他们还只是单纯仿效西方文明的外形而并未仿效西方文明的精神。
　　《中外开放史》正如作者所说：“时间跨度大、涉及专门问题多”。我也只是初读、粗读，要对这么一部好书作一些评论的确也很难，要全面评论就更难。以上四点仅仅是挂一漏万，其目的是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部好书。几位教授只用了几十万字把中华几千年的开放史既简明扼要又十分具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文字上又是那样的活泼、富有新意，一读《导论》，马上就把你吸引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