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来，在世界学术界一直涌动着一条世人瞩目的江流。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江，先是涓涓细流，渐渐汇流成条条大河，尔后冲击汇总成奔流不息的大江。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世界政治形势的左右，这条大江时而活跃，时而沉寂。最近十年来，这条大江显得特别的活跃，这就是欧亚草原地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在古代，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生活在农耕区的文明人对居于北方草原地带的人群总抱有蔑视和畏惧的心理，因为他们文化落后却势力强大，相安无事时，他们是农耕区理想的政治、经济伙伴；但同时又是麻烦的制造者，甚至常常席卷古典世界农耕社会苦苦经营的文明成果，并施以毁灭性的打击。很多时候，被征服者往往又征服了征服者，当然，这是从文化的层面上说的，有时也包括种族。在更多时候，古典世界的人占居上风，迫使游牧民落荒而逃，甚至引发横贯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于是，人们渐渐发现，世界史上很多意义深远的变革大多是因他们引起，世界史中很多重要事件，如果忽略“蛮族”的活动，将得不到圆满的解释。[1]
　　由于他们的历史往往只零星地记载于文明人的书中，所以这些“蛮族”的活动以及他们创造的文化对于世人来说，无疑具有永恒神秘的魅力。18世纪彼得大帝统治了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古代草原人群使用的文物。如1716年乌拉尔工场主戴密多夫（A. N. Demidov）献给彼得大帝的草原金制艺术品，名为“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宝藏”；[2]1877年在阿富汗北境阿姆河南岸昆都士发现的“阿姆河宝藏”；[3]这些风格迥异、充满神秘力量的艺术品深深地吸引了世人的注意力，促使一些考古学者用考古的方法去揭开北方人群尘封已久的面纱，从而开启了引人入胜的欧亚草原地带考古时代。
　　欧亚草原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虽然受政治形势的影响，但断断续续总有一些成果出现，甚至还出现过几个高潮。如斯基泰文化的大发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西伯利亚地区的系统调查，南西伯利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贝加尔湖南部地区匈奴墓的发现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由于世界各国关系和缓，特别是由于俄罗斯的开放，加之中国内蒙古和新疆地区有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欧亚草原考古研究随之兴盛起来，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这一充满生机的领域。发表在各种刊物中的大量论文可谓汗牛充栋。近年开始创办的几种刊物[4]和出版的几本书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世界性的学术潮流。
　　为了评述的方便，我们选择最新出版的《中央欧亚大陆的考古学》作为切入点向学术界介绍一些这个领域研究的情况，这本书是日本世界考古学系列丛书中的第6卷，由藤川繁彦主编，同成社1999年6月出版。全书分为序言、五章主要内容、参考文献一览、中央欧亚编年表、遗迹索引和著者简历几部分，彩色图版8帧，书前地图1幅，插图169张。[5]
　　书中各章分别由日本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著名学者撰写。首先是藤川繁彦作序，指出了草原社会和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交待了本书写作目的是为了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同时为考古研究信息的相互交流提供条件。第一章在分析了欧亚草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首先着重为读者介绍了欧亚草原铜石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如各阶段各考古文化的特点以及之间的联系，人群的迁徙与融合等。对欧亚大陆中部地区的冶金业，作者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进行详尽清晰的介绍；接着是川又正智对草原世界的核心――家马的介绍，涉及家马的种类、家马的驯化、马具和马车的发明等关键问题。第一章可以说为后面的诸章搭好了舞台，使我们对欧亚草原早期历史以及一些关键问题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本书的核心，主要从考古的角度论述了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早期骑马游牧文化。著者从东到西，依据山脉的分隔把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分为三大部分，即大兴安岭至阿尔泰山、阿尔泰山至乌拉尔山以及乌拉尔山至喀尔巴阡山三大地区。
　　第二章由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高浜秀执笔，把大兴安岭至阿尔泰山之间的地区按地理单元和文化分为五部分。第一节是除新疆之外的中国北方地区，基本囊括了中国北方从青铜时代到汉代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民族。第二节是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地区，详细介绍了这一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富有特色的板石墓及鹿石，同时对这一地区发现的匈奴遗迹作了概括性的介绍。第三节是米努辛斯克地区的塔加尔文化和塔施提克文化，涉及到分期、文化特征及和与史载民族的关系。第四节是图瓦地区，集中介绍了1971至1974年发掘的阿尔赞古墓及相关问题。另外，对这一地区晚于阿尔赞古墓的考古文化也作了一个简述。第五节以阿尔泰山区的巴扎雷克墓群为中心，兼及契利库塔古墓群，详尽介绍了这一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特征、编年及同周围文化的关系。
　　第三章由高浜秀和早稻田大学的雪嶋宏一合写，按地域和文化分为四节。第一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者是高浜秀，系统介绍了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之后由雪嶋宏一执笔，第二节是谢米列契（七河流域）地区的骑马游牧文化，主要是塞人和乌孙的考古文化。第三节论述了哈萨克斯坦中部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介绍了塔斯穆拉文化的考古发现、分期、文化特征和文化联系等内容。第四节咸海沿岸地区，详细介绍了这一地区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几处重要考古发现。
　　第四章由雪嶋宏一写成。早在希罗多德生活的希腊时代，古希腊人就对乌拉尔山至喀尔巴阡山之间生活的人群有一定记载，加之这里的考古工作开展得较早、较充分、较系统，所以此部分章法与前部分不同，在明确了欧亚草原西部骑马游牧文化的时代划分后，直接按时代不同进行介绍，分为前斯基泰时期、早期斯基泰时期、中期斯基泰时期、后期斯基泰时期、萨夫罗马泰文化、萨尔马泰文化诸节。其中在前斯基泰时期之后加入草原世界同西亚的接触一节，从军事入侵和文化影响等方面介绍了欧亚草原西部人群同西亚的关系。
　　第五章由林俊雄执笔，在欧亚草原大舞台上，经过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各地区的骑马游牧民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各民族之间得到了充分的交流，甚至形成了以兵器、马具、动物纹为通象的草原文化。但各地区的游牧民族基本还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程度上独特的文化。进入中世纪，随着匈人的登场，草原世界进入大迁移时代，原来相对独立的游牧民族受到强大的冲击，民族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激荡和融合。本章第一节即从文物考古的角度详细介绍民族大迁移，如多色宝石镶嵌风格、卷钵形王冠、叶状垂饰、匈人式鍑、鞍桥装饰等在欧亚大陆的流行，特别用铜鍑材料说明匈人即匈奴的后裔以及西迁过程。从公元6世纪中期起，蒙古高原兴起了以突厥为中心的游牧民，草原地带的历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时游牧民开始使用独自的文字，大规模的都市得到建设，信仰真正意义上拥有经典的宗教，民族间的交易大大超过前代，石人、马镫和打火石广为流传。之后为第三节介绍的蒙古时期。主要是辽金两个朝代，提到一点蒙元时代，重点介绍了都城的建设和石人的流传。此时，草原民族的历史达到鼎盛阶段，同时也是兴盛几千年的草原文化大戏徐徐落幕的时刻，其主要原因正如勒内·格鲁塞所述：“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军事优势第一次，也将是永远地变换了阵地，文明变得比野蛮强大。”[6]
　　本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研究，而是一部全面反映欧亚草原考古成果的综述性图书，是向社会普及这方面知识的力作。书中除了介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外，在每一部分还特别给予过去考古调查和发掘情况一定的篇幅，在书后列出了相关的参考文献，以及本书各章著者的简历、工作单位和主要论文，这使本书又区别于一般的科普性图书，为感兴趣的学者能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
　　日本人对欧亚草原考古，特别是骑马游牧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历来有着浓厚的兴趣。一直有学者长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各大公私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草原文物，特别是中国北方的文物。1997年，东京国立博物馆高浜秀主编的《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国北方的青铜器》一书已使我们看到了一部分珍贵的北方文物。[7]日本学术界有一个良好的传统，在世界考古发现和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总是及时编写反映这些成果的丛书。昭和37年，日本平凡社曾出版了《世界考古学大系》丛书，其中的第9部就是以欧亚草原考古为主题，由江上波夫编写。此书集资料性和理论性为一体，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水平和成果。在研究欧亚草原考古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学者，如早期的梅原末治，著有《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是日本早期研究北方文化的代表作。[8]江上波夫也是突出的代表，水野清一和江上波夫撰写的东方考古学丛刊《内蒙古·长城地带》至今仍是关于中国北方文化重要的论著。[9]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国家》是一部知识性、理论性很强的著述。还有如榎一雄、铃木治、角田文卫、增田精一等学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本文各章节的著者都是现今日本欧亚草原考古学界比较知名的几位研究者。他们的研究各有侧重，掌握研究所需的相关外文，以藤川繁彦为代表，共同组织草原考古研究会，并创办了《草原考古通信》。经常举行研讨会，发挥各人所长，讨论热点问题，共同切磋，共同解决一些学术难题。本书涉及的大部分相关地区和重要问题，他们都亲自作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专题研究，读者从书后的参考文献就可窥一斑。因此，《中央欧亚大陆的考古学》一书不但体系完整、裁剪得当，内容翔实，材料新鲜、而且很有深度，反映了当今学界对欧亚草原考古的认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在评述本书时，我想把它同1995年美国加州伯克力分校学者戴维斯－金伯（Jeannine Davis-Kimball）与俄罗斯学者巴什洛夫和雅伯隆斯基合编的一部书作一个比较。戴维斯－金伯是哈萨克－美国合作建立的欧亚草原游牧民研究课题中心的负责人，书名为《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人》。[10]各章撰写者为苏联（俄罗斯）具体从事欧亚草原考古的考古学家，此书所论时代跨度不大，集中论述了早期铁器时代的欧亚草原考古文化。有意思的是，在章节的安排上，反映了西方人的视角，从欧亚草原西部的斯基泰人开始，之后是萨夫罗马泰和萨尔马泰人、塞人、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最后是蒙古利亚的早期游牧人，而且详西略东，刚好和《中央欧亚大陆的考古学》一书相反。由于时代集中，又是苏联（俄罗斯）学者执笔，所以在内容上，这本书更为丰富些，每章专门有一部分是介绍所述游牧人的历史，有的部分论述得更为细致深入，如对斯基泰文化的介绍。另外，大量遗址分布图、出土器物图和书后的参考文献索引为我阅读和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
　　由于《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人》一书是综述性的，所以例举器物比较散，并不是集中地介绍某个墓葬的出土物，而是选出有代表性的。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读原始材料，才能深入。而《中央欧亚大陆的考古学》一书在选材上就比较集中，一般按单位进行例举，应当说两书互补，同时阅读，效果会更好。应当指出的是，两书对草原游牧人的思想意识关注都不够，对很多遗迹、草原文物所蕴含的意义介绍得不够。如《中央欧亚大陆的考古学》一书在提到伊塞克金人墓墓主头冠装饰的象征意义时，仅提到某学者研究过这个问题，却没有具体内容，而且书后参考文献索引中没有提到此学者。另外，两书对欧亚草原地带人群和其南部农耕人群的关系说得不多。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当然也包括经济上，二者都有很多联系，有些甚至是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关系，虽然两书多为考古学的介绍，可以忽略这些问题，但从考古材料还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可惜著者重视得不够。无论怎么说，瑕不掩玉，他们已经为我们了解欧亚草原考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只要读一下《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人》书前的一句话，我们就知道这些成果来之是多么不易，话是这样说的：“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旧铁幕两侧为此作出贡献的人们”。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欧亚草原考古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方兴未艾，渐渐又成为世界考古学中的显学。从欧美、日本和中国最近几年的学术动向就可以感觉到这条大江汹涌蓬勃的力量。日本的研究活动前已叙及。美国近年来不但有考古学家亲赴相关地区进行考古工作，如哈福大学在中亚马尔吉亚纳的合作发掘，[11]而且经常举办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考古学人类学博物馆和亚洲中东研究系在费城召开了名为“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民族”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由美国著名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持，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方面学者云集大会，会上以新疆的考古发现为中心，专家集中讨论了欧亚大陆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诸多的重要问题，涉及的学科有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冶金史、纺织史等。其中印欧人，特别是吐火罗人的迁徙问题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12]会后出版了论文集。[13]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远古史》也专辟一章，由美国学者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论述中国北方民族先秦时期的历史与文化。[14] 2000年，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了“欧亚草原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15]可以说美国正成为欧亚草原考古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
　　欧洲一直是欧亚草原考古研究重要的热心参与者。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和匈牙利等国都有很强的历史、考古研究力量，如果要总结这些国家草原考古的研究史，无论人物还是学术活动都需要一本书的容量，这里仅略举几位，难免挂一漏万。
　　俄国是得天时、地利者，其领土的大部分是欧亚草原考古的黄金地带，所以取得了卓越的贡献，造就了大批的优秀考古学家，每个地区，每个时代的考古都有代表人物。中国学者所熟知的如研究南西伯利亚吉和蒙古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吉谢列夫(S.V.Kiselev)，这样的学者很多。现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活跃的如库兹米那(Elena E. Kuzmina)，她对欧亚草原考古及同古典文明中心的关系有深入的研究。盖姆克奈利泽（T.V.Gamkrelidze）和伊凡诺夫(V.V.Ivanov)根据语言材料，对印欧人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16]
　　英国的明斯（E. H. Minns）是研究斯基泰文化的早期著名学者，他的大作《斯基泰人和希腊人》一书是研究斯基泰文化和黑海沿岸草原地带希腊文化的代表作。[17]剑桥大学麦克唐那考古研究所的伦福儒教授(Colin Renfrew)是新考古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还把相当的精力投入到欧亚草原考古研究中，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突出的贡献。[18]英国贝尔法斯特大学考古学系高级讲师马劳瑞（James Patrick Mallory）博士是新一代的史学家，对古代印欧人文化有着独到的看法。[19] 2000年，英国举行了国际研讨会，讨论史前晚期（主要是青铜时代）人类对欧亚草原的开发和利用。[20]
　　法国对欧亚草原文化非常关注。戴蔻琳（C. D. Francfort）和法兰克福（H. P. Francfort）是比较年轻的学者。前者侧重新疆的考古学研究，[21]1998～1999年，法国、意大利和哈萨克斯坦合作，在阿尔泰山西麓山区拜奈尔（Berel）发掘了大型木椁冰人墓，文化面貌和巴扎雷克很接近，时代为公元前294年左右，H.P.法兰克福是组织者之一。[22]
　　1929年，瑞典的东方博物馆主办了一本专门研究东方（中国、朝鲜和日本）古代文物与文化艺术的英文刊物《东方博物馆馆刊》，瑞典以其为学术阵地，对欧亚草原文物进行了很多研究，至今仍是学者们非常重视的刊物。
　　德国是欧亚草原考古的主力军。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耶特马尔(Karl Jettmar)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欧亚草原考古，做出过很多重要贡献，他的《草原艺术》一书至今仍是这个研究领域必备的参考书。[23]
　　2000年10月，有幸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赴德考古队的一员，我有机会亲自到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参观学习，并同帕尔青格(Parzinger, Herrmann)和王睦（Mayke Wagner）所长进行了短暂的交流。研究所丰富的文献资料、动植物标本、先进完备的研究设备和优秀的科研力力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编写的刊物《古代欧亚》从1996年开始出版，至今已数量可观。[24]特别是挂于楼道墙上的一副地图深深的吸引了我，在这副欧亚大陆地形图上，标了很多园点，表示德国欧亚研究所正在或是将要进行考古工作的地点，可以说，除了在中国青海省标了一个将要开展合作的点外（今年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整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重要地区都有他们的工作。熟悉欧亚草原考古动态的人，马上就知道，他们选择的工作地区都是解决过去和现在欧亚草原考古难点、热点课题的关键地点，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德国同行的眼光与实力，以及由基础工作开始的求实认真精神。1999年，德国欧亚考古研究所在柏林召开了国际会议，会议主题是欧亚大陆古代民族的“迁徙与文化变迁”。
　　意大利人是罗马帝国的后裔，和中国一样，在他们的历史上，曾同北方的“野蛮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在北方边境挖筑了一条类似中国长城的防御壕沟。所以意大利人对欧亚草原考古一向相当关注。2000年12月初，我陪同意大利东方大学研究所亚洲研究系的布鲁诺·杰尼托教授（Buruno Genito）在国内参观。他是从事匈牙利、伊朗铁器时代考古和欧亚草原考古的学者，是1992年意大利那波利“草原考古的方法与策略”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组织者和论文集主编。[25]他对欧亚草原考古有深入研究和独特看法，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意大利学者对欧亚草原考古一直在辛勤的耕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近年来的研究趋势看，欧亚草原考古学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除了草原地带以外，整个欧亚大陆被学者们看作一个完整的大舞台，从北方地带开始出现人类的踪迹到游牧帝国的结束，考古学家和其他专家紧密合作，对如此广大的时空范围内的人类活动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早期农业在北方地带的扩散；草原地带和农牧交错地带的人地关系；草原人群对草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草原人群在生态变化背景下发生的经济形态变迁；草原地带古代人群的形成与迁徙，西边如印欧人的形成与迁徙，东方如斯基泰和塞人的形成与迁徙、匈奴的形成与迁徙等；草原文化的内涵及宗教意义；冶金术、造车术和骑马术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和传播；草原地带古代人群同世界古代古典文明中心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成为欧亚草原考古中的热门课题。另外在运用传统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欧亚草原考古学已经同很多学科结合。考古学同历史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冶金学、纺织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交叉配合，采用各种科学技术对各种考古样品进行有学术目的的分析，从而全面复原北方人群的历史。可以说欧亚草原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成为体现各个国家考古学研究综合学科能力的试金石。
　　我们在评述国外欧亚草原考古的时候，也想到中国的欧亚草原考古。由于受条件所限，加上中国北方地带的考古学文化发现和研究非常薄弱，过去中国的欧亚草原考古学主要是对中国境内的草原地带考古文化进行研究，[26]很多学者为此付出了毕生的汗水和心血。[27]中国研究北方考古文化的乌恩总结说：“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考古学，历经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解放前，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考古学近乎空白，特别是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非常少。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序列已基本建立，取得了令世人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也有值得努力的地方。乌恩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大课题，如建立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时代完整充实考古文化序列、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游牧畜牧业的形成和发展和各游牧民族关系等，这些应当是我们努力的目标。[28]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经过多年艰苦的工作，我们对新疆的早期文化，尤其是北疆的游牧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积累了很多考古材料，撰写了很多专著，出版了考古报告，成果是显著的。但从高的要求看，研究的力度还很不够。旧石器时代不太清楚，新石器时代基本是空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序列不完整，历史时期的游牧文化发现也不多。因此，全面梳理已有材料，建立新疆完整的史前文化序列是当前的一个艰巨任务。同时寻找和研究更多历史时期游牧考古文化也是当务之急。这些工作是我们全面了解不同草原文化的内涵及其关系、解决欧亚大陆很多关键问题的重要基础。甚至现在热烈讨论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问题，我们认为，在很多方面也是同欧亚草原文化有各种关系的。而新疆则是这些影响的重要中介之一。现在内蒙古和甘青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中国周边地区也积累了相当的考古资料，这些都为我们深入了解新疆的早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北方地带考古在建立文化序列的同时，已经同自然科学相结合，探讨人地关系、冶金技术等重大课题。如对内蒙古朱开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就把研究生态变化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作为目的之一，利用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分析不同时期的气候、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北方人群生活方式的影响。[29]岱海地区深入细致的区域考古工作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30]冶金技术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考古发掘报告一般都会有冶金学方面的分析研究。有的冶金专家很重视对北方地带发现的金属的研究，通过科学的分析研究，得出了许多很有价值得结论。[31]有的考古学者对东亚的铁器传播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32]一些在欧亚大陆上广泛传播的发明得到系统的研究。[33]体质人类学的介入使中国北方地带的研究更加深入。很多关于民族迁徙和融合的问题，只有体质人类学家的参与才能最后搞清楚，颇具发展前景的DNA分析技术已经开始在中国考古学中运用。语言学是解决很多历史之谜的利器。有的学者已经把考古发现同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在直接解读印欧死语言的基础上，借鉴其它语言学研究的成果，结合各种中外文献资料，把中国古代中原文化同北方地带文化的关系置于整个欧亚大陆的背景中，进行综合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创见与成果。[34]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文化关系研究室余太山创办的《欧亚学刊》，为中国研究欧亚大陆，特别是欧亚草原历史、考古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园地，是我国内陆欧亚学进一步发展的标志。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很有利的环境中，通过努力，应当渐渐缩小同世界水平研究的差距，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
　　最后，我引述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帕尔青格的一段话，算是外国同行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期待：“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永远是欧亚草原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中国历史永远是欧亚历史的一部分。丝绸之路绝不是东西方之间第一条，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联系纽带。经过一系列复杂战争，到20世纪末，欧亚草原地带被分割成许多小板块，这一地区文化的调查研究也分散零落。因此，对欧亚草原地带及其南部相关文化展开全面而系统的考古调查正是21世纪的使命，中国考古学必将扮演相关的角色。没有欧亚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只关心中原地区文化，依然能轻松生存；但要扩大视野，研究边疆考古学文化，搞清中原文化与相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就不能依然故我。同样，离开中国考古学，欧亚草原地带考古学要完成其历史使命则会举步维艰。”[35]
　　展望21世纪，中国的欧亚草原考古任重而道远，但一定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我们不但要深入认识中国的北方草原考古文化，在全面了解欧亚大陆农耕文明中心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当研究整个欧亚草原考古，这样才能真正完整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走出去，也请进来，与世界上关心这一领域的考古学家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相信不久的某一天，中国的学者也能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向世人奉献出一部精彩的《欧亚草原考古》。到那时，中国的欧亚草原考古学也将是一条壮观的大江。世界上的条条大江将汇流成一个博大精深、精彩纷呈的大海。人们在这里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为人类回顾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提供一个可以涵泳的真实世界。
　　（原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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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321-336。著者对蛮族与文明世界的关系有理论性的阐述。
　　[2]萨里莫尼（Alfred Salmony）从1949年至1952年写了六篇文章研究这些器物，其中五篇已发表，一篇是打印稿，其相关研究见John F. Haskins,”Sarmatian Gold Collected By Peter The Great:--VII; The Demidor Gift and Conclusions.”Artibus Asiae,Vol.XXII,1/2,1959.
　　[3] O. M. Dalton,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3rd edtion,1963; R. D. Barnett,“The Art of Bactria and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Iranica Antiqua, vol. VIII, Leiden: E. J. Brill,1968,34-132.
　　[4]国外相关的几种刊物请参阅刘迎胜：《开展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发刊词》，《欧亚学刊》第一辑，余太山主编，中华书局，1999，页4。
　　[5]藤川繁彦主编：《中央ユーラシアの考古学》，日本世界考古学系列丛书第6卷，同成社，1999年6月。
　　[6]（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页7。
　　[7]高浜秀主编：《大草原の骑马民族－中国北方の青铜器》，东京国立博物馆，1997年。
　　[8]梅原末治:《古代北方系文物の研究》，1938(昭和十三年)，星野书店。
　　[9]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1935。
　　[10] Jeannine Davis-Kimball , Vladimir A. Bashilov, Leonid T. Yablonsky,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Zinat Press,1995,108,111,fig.16.
　　[[10]] Denis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V.I. Sarianidi,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wrote by Fredrik Talmage Hiebert,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1994.
　　[12]中国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评述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和论著，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著者着重从中国文献探讨这一问题。徐文堪：《评余太山关于塞种渊源的论文》，《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著者此前已有若干研究吐火罗人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评述余太山先生文章的同时，也详细介绍了中外学者有关印欧人问题的大量历史、考古、语言、体质人类学、宗教的研究成果，是我们了解这一领域研究状况的一个窗口。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著者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对吐火罗人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3] Victor H. Mair edit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ume II,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1995.会议评介见徐文堪：《“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西域研究》1996年3期，页77～85。
　　[14] Nicola Di Cosmo,“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885-966.
　　[15]与会者林梅村教授见告，谨致谢忱。
　　[16]T. V. Gamkrelidze, V. V. Ivanov, Indo）。[16] -European and the Indo-European: a re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a Proto-language and a Proto-culture, with a preface by Roman Jakobson,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1995.
　　[17] E. 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3.
　　[18] 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London,1987.
　　[19] J. P. Mallory,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Archaeology and Myth,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89,pp.130-135.
　　[20] Colin Renfrew edited, Late Prehistoric Exploitation of the Eurasian Steppe, Papers presented for the symposium to be held 12 Jan-16 Jan 2000, Th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ambridge.
　　[21]刘文锁：《法国中亚研究机构及学者简介》，《西域研究》1996年4期，页98～99。
　　[22] Z.S. Samashev, G. A. Bazarbaeva, G. S. Zhumabekova, H.-P. Francfort,“Le Kourgane de Berel’dans I’Altaï Kazakhstanais”, Arts Asiatiques ,pp.5-20,Tome 55~2000.
　　[23] Karl Jettmar, Art of The Steppes, Crow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1967.
　　[24] Eurasia antiqua: Zeitschrif für Archëologie Eurasiens, ed. By Deutsches Archëologisches Institut, Eurasien-Abteilung. Mainz: P. Von Zabern.
　　[25] Buruno Genito edit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Napoli,1994.
　　[26]但也有少数学者利用俄文的材料，把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国外的考古发现结合起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请参阅乌恩、林沄和孙机先生的一系列文章。
　　[27]在中国，这样的历史和考古工作者很多，他们都为中国北方地带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要细致总结的话，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此，希望有学者能对这一领域的学术史进行认真的回顾。在李海荣的博士论文中，已经有一部分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由于论文题目所限，偏重于先秦时期。见其论文：《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2000年。
　　[28]乌恩：《考古学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考古》2001年1期，页38～39。
　　[29]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30]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
　　[31]如北京科技大学韩汝玢研究员以及剑桥大学的梅建军博士的工作。
　　[32]王巍：《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和冶金术的的传播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3]比较新的成果如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郭物：《青铜鍑的起源及其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硕士研究生论文，1999；王海城：《东西方早期马车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硕士研究生论文，2000；王铁英：《马镫的起源与传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硕士研究生论文，2000。
　　[34]见前引林梅村先生的论著。
　　[35]帕尔青格：《考古学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考古》2001年1期，页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