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沙漠绿洲——敦煌，曾有过灿烂的历史。它曾是“丝绸之路”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这里有驰名寰宇的艺术宝窟莫高窟，有著名的汉长城烽燧和玉门关、阳关等文化遗址，是世界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然而，那些曾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绿洲、城池、雄关、障塞，今天，有的只能去凭吊荒漠中的残垣断壁，有的只能面对一片戈壁中的沙垄慨叹，有的甚至迄今不知从属何地！就是幸存者也正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这巨大的自然变迁，有大自然演变的内在规律，但是，由于在一定历史时期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往往为了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盲目地、不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再加历史上一些统治阶级根据其政治上的需要，采取粗暴、掠夺性的开发，以及战乱兵燹等人为的破坏，都是造成敦煌长城、古城及屯戍区域变迁的主要因素。现在究其成败之举，得失之由，对敦煌、对开发和建设大西北，都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南来的党河和东来的疏勒河的滋润下，党河洪积——冲积扇形带与疏勒河下游三角洲紧紧相连，发育形成了面积广阔的敦煌绿洲平原。平均海拔1200米，土地总面积31200平方公里，绿洲外围为戈壁沙漠，绿洲面积114万亩，仅占土地总面积的2.4％，地处内陆，气候干燥，年平均气温9.4度；日照充足，年日照时数为3200多小时；雨量稀少，年降水量为39.9毫米，年蒸发量高达2486毫米，是降水量的60倍之多，属典型的沙漠性气候。由于这种特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具有一般干旱区的自然特征，构成了典型的沙漠绿洲生态结构，对自然条件的变化极为敏感，潜在着土地盐碱化和沙化的危险。因而，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程度，就成为保持这块绿洲生态平衡的先决条件。
　　敦煌在汉代以前，“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1。在氐置水（党河）和籍端水（疏勒河）的充沛水源滋润下，当时，广大的绿洲为优美的草原，乔木林、灌木丛浓密覆盖，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其自然面貌基本保持着原始状态。
　　由于这是维系中原和西域的纽带，汉武帝时，汉王朝为“断匈奴右臂”，“通商西域”，在击败匈奴，占据河西后，即建阳关、玉门关两个军事关隘为通西域市、北二道门户，置“敦煌郡，徙民以实之”2，陈塞列燧，屯军屯田。从此，敦煌成为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根据地和“丝绸之路”的咽喉，而两关就是伸向西域的两个犄角，扼踞要地，虎视丝路，成为汉王朝西陲巩固的前沿要塞。
　　汉王朝在敦煌屯戍的一切措施，都充分利用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在敦煌绿洲的周边区域，北、西面的氐置水、籍端水下游流域，和南面渥洼水系形成的湖泊、绿洲呈环状分布。这一区域，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植被丰富，是敦煌绿洲的天然屏障；又与西域接壤，地处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汉王朝在这里从西到东设置了四部都尉（阳关、玉门关、中部、宜禾）屯戍设防，拱卫着咽喉之地的敦煌。
　　首先，汉王朝利用这一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天然植物，修筑了关、塞、亭、障。汉武帝时曾在“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二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3，在这一防御设施中，敦煌境内的长城，东起安西，沿疏勒河南岸，逶迤北上，直入盐泽（罗布泊）东面的榆树泉盆地，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这里的多种天然植物修筑的。迄今，仍残存长城一百多公里，烽燧百余座。长城结构独特，是由厚约20—30厘米的芦苇和沙石相互叠压板筑而成，其基础则完全是由厚约40厘米的罗布麻、红柳和胡杨枝叠压而成，有些地段的长城仍高达3米左右，基础宽约3米。虽经两千多年之久，有的坞墙下还堆放着大量未燃的苇苣，苣长者达224厘米，直径5厘米，以苇捆扎；有的烽燧周围仍存有芦苇、红柳堆起的“积薪”十余堆，体积达2×2×1.3米，这些“火苣”、“积薪”在汉晋时期的几百年间，使“烽火幸通，相望不绝”。当时举燔苣，燃积薪报警的情况，在燃放蓬火的专门制度——“敦煌郡蓬火品约”（520）的汉简中有大量记述4。如：
　　望见虏一人以上入塞烦（燔）一责（积）薪举二蓬夜三苣火见十人以上在塞外烦举如一人□□
　　望见虏五百人以上若功（攻）亭障烦一责薪举三蓬夜三苣火不满二千人以上烦举如五百人同品

　　下面两简是具体传递烽火的记录：
　　七月乙丑日出二干时表一通至莫夜食时苣火一通从东方来杜充见（1569）
　　十月丁亥莫夜未半苣火一通从东方来（1578）

　　此外烽燧及周围戍卒的房屋、羊马圈等建筑和报警材料，以及生活用具、简牍等，都大量利用了当地丰富的芦苇、红柳、胡杨等天然植物。因而，当时砍柳、伐苇和蒲草成为屯戍士卒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在当时戍卒每日劳作记录的“日作簿”汉简中也大量记载，如：
　　甲戌日五人作　率人五十五束　日得二人百七十五束（1399）
　　募当卒张逢时　病　病　病　苇　苇　苇　格（砍树枝）　苇　休　苇……（1027）
　　□格　十五日　一日休　一日苣　一日格□　九日苇　三日运苇（1030）

　　此外，在“蒲草”、“伐苇、茭簿”、“出、入茹、茭簿”的简中，还有具体的数量记载载：
　　具卌万二千三百卅束（1858）
　　右如茭四百八十束，五凤五年三月十七日所出（1034）
　　□一定作□，万一千六百五十束率人茭六十三束多三百八束为千六百一十七石二钧率人茭（816）

　　古代的戍卒们，就是凭籍这些就地取材建起的防御设施和报警系统，防卫着祖国边陲，维护着丝绸之路的畅通。
　　其次，当时曾利用这里水源充足，土壤丰腴的条件，进行了大面积的屯田。“因地为粮，因民为兵，因民为守”是汉代经营边塞的主要措施。敦煌的军屯是屯田吏卒与侯望吏卒合二为一，平时屯田积谷，战时防御出征。在玉门关都尉领有的屯田简载有：
　　入二年籴　粟百五十六石□田二顷七十亩（禾+旁）（禾+皇）卌一石
　　十月戊寅仓佐□□龙勒万年里索良（2108）
　　□及东方田顷卅亩出障前敢言□（A）
　　□五十五亩愿四百八十一亩□□□（B）（576）
　　□□京威重高子雅田卅亩　卩　入秋三□（2016）

　　据有的专家考证，敦煌有三个屯田点，都位于绿洲周边区域：一为玉门都尉屯田区，在玉门关外大前都侯官辖境，即今敦煌市榆树泉盆地之东部，这里“由于洪水的侵蚀作用，在戈壁滩上形成了马迷兔、吐火洛、天桥、湾窑等四个小型盆地，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宜于种植”；一在宜禾都尉辖境之宜禾、鱼泽候官区，即今安西、敦煌交界地区，在“今敦煌县境的西水沟、东山沟和安西县境之芦水沟下游形成的绿洲上”；一为阳关都尉所辖的渥洼水岸地区，在今敦煌市南湖乡黄水坝口周形成的宜于垦殖的肥沃绿洲上6。
　　初垦的处女地，土地肥沃，农业产量高，因而汉代这一区域有宜禾、美稷和效谷县等地名，说明了当时土地的宜于垦殖。为此，这里还曾设仓积谷，现知大煎都候障西北有居卢砦仓，属玉门关部尉辖境的粮仓还有河仓城、昌安城，距玉门都尉治所小方盘城东10余公里的大方盘城7，就是当时的粮仓，至今仓库城垣犹存，面积达23，250平方米。因此，从这一区域出土的汉筒中，有大量记录转送、出入粮食的簿籍，转输粮食方面的如：
　　效谷阳玉里盖安车一两　粟一石卌一石六斗九升大□（1058）
　　入郡仓元年六月转二两　麦小石七十五石居摄元年八月已未步昌候长党隧长尚受就人龙勒万里□（1234）
　　入敦煌二年三月玉门转一两已入卅七石　穬麦小石卌八石七斗五升少十一石七斗五升元始二年正月丁巳令史丰受就人敦煌安国里范仲（532）

　　出、入谷簿如：
　　●右凡出穬麦十一斛二斗　士吏姜曾夕从玉门所寨（291）
　　出谷九十七石二斗　给寨莫府马食□（941）
　　●右己豢未卷定入麦小石三百卌四石七斗（306）
　　入二百卌九石九斗九升　八十三石一斗（1055）

　　此外还有大量士吏、戍卒、吏妻子、私从者、私属和私马等廪食簿，兹不—一枚举。
　　又据《汉书·西域传下》载：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候井以西（据清人徐松调查，卑鞮候井即古六通渠，在今敦煌市哈拉湖以西），欲通渠转各，积居庐仓以讨之。”也可知当时屯田之广，积谷之丰。近年的考古调查，从这几个屯田点曾出土大糜、糜子、谷子、青稞、普通小麦等粮食，以及铁臿、犁、镰、锄等生产工具，而且有的地方沟渠、田埂遗址，至今清晰可见，都证实这里曾进行过大面积的屯田。
　　此外，这一区域大面积的屯田和水草丰茂的自然条件，为出入两关，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人马提供了必需的生活保障。从西汉李广利伐大宛，到东汉“丝绸之路”的“三通三绝”，西域战事不断，这里不仅是军事供给站，也是出入西域的军队集结和整休的地方，当时驻扎、经过这里的军队，不仅相当频繁，而且动辄上万，这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太初元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失利，“还至敦煌”，武帝“使使遮玉门”，李广利将败兵留屯玉门关外。一年后，又带六万多大军、牛十万、马三万，运送粮食的驴、骆驼一万多，“天下骚动”，再“起敦煌西”（即玉门关），前后历时四年之久，这里一直是汉军的出发地和后援基地。再加上自张骞出使西域后，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而相随载货的驼、马也常常是成千上万。民间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出现了“驰马之群，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局面9。这些往来的人马，为了走过两关外的300里白龙堆沙漠，都必须在这里歇息整休，筹备军需粮秣。如若这里没有水草丰茂的自然条件和大面积的屯田，那种络绎不绝的人马往来，动辄几万军队在这里驻扎、路过是无法设想的。
　　仅上述而知，汉代敦煌周边屯戍区域，由于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战略地位，在一定历史时期，尤其是西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对这一区域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大片草原、乔木林和灌木丛开始逐渐缩小，村庄与耕地遍布。由于这种大面积毁林屯戍和滥伐滥砍，自然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造成了敦煌周边区域绿洲的大面积沙漠化。距今敦煌东北六十公里，汉长城南面的甜水井遗址就是其中之一，这里为宜禾都尉辖境。从遗址中出土的汉代铁镰、臿头等农具考证，此地就是当时屯田的地方之一10。有的专家认为此遗址应属文献记载的汉效谷县境内。效谷县，据颜师古注：“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渔泽尉，教民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11可知当时此地农业是相当发达的。现在这里完全由沙丘环绕，仅仅在沙丘中露出几块土台。
　　魏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嘉平中（249—253年），敦煌太守皇甫隆“教作耧耕，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12随之，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此时的阳关县就是在阳关扩建设置的。前秦建元末年，又“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武威、张掖以东逃避战火“西奔敦煌、晋昌（今敦煌东南）者数千户”。西凉李暠时，为安置这两万多户移民，又在玉门、阳关一带屯田，“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13但是，此后政治动荡，民族战争纷繁，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再度移居敦煌，农业开始衰退。至袁翻任凉州刺史时（518—519年）“凉州土广民稀，粮仗素阙，敦煌、酒泉空虚尤甚”。14这一时期罢弃了汉以来在阳关和玉门关一带的屯戍，因弃耕抛荒，致使疏勒河下游沿岸的大片土地荒漠、沙漠化，一些地段的长城、烽燧，甚至玉门关，逐渐被流沙掩埋，或被洪水冲圮、大风剥蚀。而阳关及周围光裸的沙质耕地，也在洪积、风蚀的作用下，就地起沙，又加周边沙漠，尤其是西、南面的库木塔克沙漠趁势侵入，这里全被流沙覆盖。至今只有在随风移动的一道道沙梁之间，看到上万平方米的墙基、田垄遗迹和其它遗物，当地人称为“古董滩”。现在历史上著名的玉门关和阳关的关址，亦是众说纷云，莫衷一是，不知存属何地！
　　隋唐五代以来，虽然敦煌的政权多有更迭，但农业经济一直持续发展。周边区域的自然环境又逐渐好转。尤其是疏勒河下游一带，由于植被逐渐恢复，往来居住这里的商人不断，现敦煌城北110里的哈拉湖，唐代称“兴湖泊”，就是因“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返居之，因以为号”15。水利事业的开发和利用是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仅以一些敦煌文书的粗略计算，当时大小于支渠就有近百条。随着农业的发展，垦牧开始大量增加。
　　尤其是在这一时期，随着敦煌佛教的鼎盛，佛教艺术发展到了空前规模，为了修建大量的佛寺窟龛，林木的采伐量也大幅度增加。有关敦煌营建佛教建筑而使用木材的情况，在敦煌文书和功德记碑铭中记载比较丰富。当时在敦煌有三窟（榆林窟、莫高窟、西窟）、十七寺，还有兰若、佛堂和佛阁等百余所。仅莫高窟一地就“计窟室一千余龛”16，（从现存491个洞窟来看，属这一时期开凿的就达四百余亩。）“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谷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及部从，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壁画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窟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17窟前殿堂楼阁数层，窗上虚栏阁道相连，窟周又有古寺僧舍毗邻，携廊漆牖，雕栏画柱，其景象颇为状观。
　　而每一窟的开凿修建都是“动计费税百万”，“工人供备，实是丰盈，饭以积山，酒如江海。”18从下面几例营建窟寺的记载，即可见其工程之浩大，建筑之宏伟，用木材之多。
　　《大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对李明振重修148窟记载是“乃募良工，仿其杞梓，贸材运斫，百堵俄成。鲁国班输，亲临升境。云霞大豁；宝砌崇墉。未及星环，斯构矗立。雕檐化出，巍峨不让子龙宫；悬阁重轩，晓万层于日际。”又《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索义辩修建第12窟的记载是：“更凿仙岩，镌龛一所……云楼架回，耸顾峥嵘。登道连绵，势侵云汉。朱栏赫弈，环拱雕楹。绀窗映焜煌之宝扉，绣柱镂盘龙而霞错”再如《张族庆寺文》对十七寺之一的大云寺记载是：“巍峨月殿，上耸云霓；广厦星宫，傍吞霞境。乌轮未举，金容豁白于晨朝，兔月荒昏，曦晖照明于巨夜。丹窗绀凤，晃耀紫霄；宝柱金门，含凤吐日。斜昂嶷则，写龙甲之参差；环栱连绵，状红霓之出没。重檐轩翥，比鸾凤而俱飞；□开垂莲，类天花而竟发。幡悬八彩，云合四廊。影摇香阁之风，色集花园之日。”18而在《乾德四年（966年）曹元忠及凉国夫人翟氏重修北大像记》中，则对木材的使用情况作了更具体的记载，因96窟“建立年深，下接两层，林木损折”，为修缮此窟，梁栋则谷中（莫高窟南面之大泉河谷）采取，总是早岁枯乾椽幹□□从城斫来”。尤其是从用“木匠五十六人”之多，以及拆换下的木件“损折较多”，竟到了“不堪安置”之地步，可知当时营建佛寺窟龛木材19用量之惊人。20
　　同时，一些豪门望族也大兴土木，修筑殿堂庭院。唐初瓜州刺史贺拔行威割据敦煌时，兴建宫殿就是典型的一例。S6167《贺拔堂咏》载：“英雄传贺拔，割据王敦煌。五郡征般匠，千金造寝堂。绮檐安兽瓦，粉壁架鸿梁。峻宇称无德，何曾有不亡。”可知这种劳民伤财的行径是他灭亡的重要原因。
　　在敦煌文书里，还有许多当时砍伐、运送、买卖木材的记载，这些情况多记载于寺院文书的粟麦支出帐中。在这些资料中，不仅具体、详细地反映了当时砍伐、买卖木材的情况，而且从为砍伐木材的人伕支付粮油的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敦煌木材使用量之大，兹仅各择其一二录于下：S6452《某年净土寺诸色斛破历》“廿四日，东河庄看木，连面伍斗，白面叁斗，造胡饼面贰斗。”P3875“粗面八斗，油半升，汜都都知、郎君、张乡官三团拽锯人食用。”“面陆斗，粗面壹石叁斗，油半升，汜家庄上所斫及载木看博士用。”“面玖斗，粗面捌斗，油壹升，酒壹瓮，索都知庄上载木博士两团僧破用。”P3032《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豆五石，买柳木造钟楼用。豆七石，吴家买榆木用。豆六石，孔押衙买梁子椓价用。”21
　　这种过度的垦牧、砍伐，使逐渐恢复的自然植被遭到破坏，又导致了大面积土地的荒漠化和沙化。如位于敦煌周边区域西南的寿昌城遗址，汉、晋于此建龙勒县，唐设置寿昌县，五代时尚有“户三百五十九”，源自“县东南三里”的“石门涧”渠流经这里。城南面就是汉武帝时得天马的渥洼池，唐、宋亦名寿昌海（现敦煌市南湖乡水库），是由党河冲积扇西缘露头的诸多泉水汇集成“海”，城附近还有“水草滋茂，牧放六畜并在其中”的龙堆泉、大泽等泉泽。22然而，随着耕牧、采伐的过量，植被破坏，泉源萎缩，水情亦趋于不稳定，往往在汛期，祁连山前洪积扇上下排的洪水汇于渠内，来势凶猛，冲决堤坝，致使这片绿洲被洪积沙砾掩埋，城池废弃，耕地抛荒。至今，敦煌历史上著名的汉龙勒（唐寿昌）城和周围的耕地，除了几载残破的城垣露出沙丘外，其余全被流沙覆盖。
　　总之，随着历史上敦煌周边屯戍区域被沙漠一块块蚕食，绿洲缩小，汉晋建立的一些长城、烽燧、关隘、城池也在一个个的消失。这都是不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而造成。
　　宋代以后，敦煌逐渐衰落，逮乎明代，完全成为少数民族之游牧区。至清雍正时，在敦煌“复置沙洲所”，迁内地五十六州县民户至此屯垦。由于党河和疏勒河的丰沛滋润，流域内荒芜的土地上，自然植被已逐渐恢复，尤其是在敦煌西北、北面的两河下游流域，即汉晋时期的长城及屯戍区域，这里是两河扇缘带的边缘，为地下水的出露带，植物恢复迅速，形成了一条东起安西，西至榆树泉盆地，近二百公里的天然林带。清代人汪漋曾写有“风摇柽柳空千里”的诗句来描写当时这种自然景象。至解放前后，这里再未遭受毁灭性破坏，仍是“沿途梧桐树（胡杨树）甚多，往往成林，汉、唐烽燧掩映其间。”23
　　解放初期，敦煌政府曾对这一带进行过多次调查：这一区域以东湖、北湖、沿疏勒河两岸到西湖，这三个以天然林为主的林区，就分布着1197000亩红柳。苏枸杞、梭梭、霸王、沙捌枣、麻黄等灌木、半灌木和胡杨乔木天然林，与天然植被参差错综，生长茂盛，复盖度一般在70％以上，有些地方全部郁闭。红柳平均高度在3—4米多，最大红柳灌丛堆占地40多平方米；有的胡杨树地径达1米以上。泉、泽星罗棋布，其内芦苇丛生，平均高度3米，密度每平方米约50—60株，面积约1000多亩。林中黄羊、兔子等野畜频繁出没，泉、泽为栖息游戏的野鸭、雉等野禽随处可见。这一林带在敦煌绿洲外围环状分布，是敦煌绿洲生态系统中的重要部分，它象一天然屏障拱卫着这块绿洲，起着固定流沙，防止风蚀和沙漠扩大的作用，维护着区域性的自然环境，也是敦煌唯一的燃料能源基地和最大牧场。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初，这里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昔日的河道成为干涸的沟壑；泉泽成了盐碱滩、沼泽地；汉晋时期的屯戍设施，仅偶而从沙丘下吃力地露出几截残垣断壁，从东湖、北湖直至西湖的小方盘城，见不到一片天然林，阵阵带着沙石的狂风吹着裸露的干裂地面，人兽罕迹，风沙肆虐，满目残破的景象。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里曾是林木覆盖，农桑稼耕的地方。造成这种变化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是毁灭性的破坏却是近30年（五十——七十年代末）才发生的。
　　1．耕地面积增加，两河断流，地下水采用过量、水位大幅度下降，引起天然林枯萎，植被退化。疏勒河和党河均是祁连山积雪融化汇聚成河。汉代的疏勒河经安西流入敦煌境内后，纳入了南来的党河，流经哈拉湖，往西一直到了榆树泉盆地，仅下游水量，从汉代“通渠转谷”，就可知其水势之大。直至清雍正初年，疏勒河在敦煌境内的水量仍相当大，当时的陕甘总督岳钟琪用兵新疆哈密对，曾议开拓疏勒河上游之水，加大流量，以通行舟船而转运军粮。24这从现在小方盘西面30—60米宽、3米多深的干河床也可看出。随着清代大量移民垦荒，上、中游的玉门、安西县用水增加，来水不断减少。尤其是近30年代以来，随着耕地增加，安西县又建成了水库，现在敦煌境内只是在排洪、排灌期才有部分流入。
　　党河从唐代以来，就是敦煌农业依靠的唯一河流，从南向北横贯绿洲，北流至双河岔分为两支，“东支东合疏勒河，西支西流120里入哈拉淖尔”，25到四十年代，“由哈拉淖尔以西，仍有河水西流，惟时续时断，夏秋水涨，充满河床。”26但从五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在“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方针下，单一追求粮食产量的经济效益，往往就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条件的。敦煌开展大面积的开荒种地，将许多天然灌木林砍伐，全县耕地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28116亩，增加到了1980年的233500亩，加上开垦的荒地等，灌水面积达到了27万亩，30年增加了一倍多，而党河水量与解放初期相比并没有增加。现在党河仅流及敦煌北30公里的黄墩农场。
　　不仅这里的地上水完全断流，并且为了提高党河灌区的利用率，敦煌又修建水库蓄水，用水泥砖改建衬砌了79％的渠道，将水的利用率由0.35提高到了0.534，党河水全部被纳入了衬砌的渠道后，旧河床干涸，大大减少了渠系的渗漏。同时，又在灌区内打井开采地下水，每年673眼机井约提取地下水1.34—2千立方米。这些都使敦煌地区的地下水水位出现了区域性大幅度下降。据调查：仅自1975年以来的10年，地下水普遍下降3—4米，而北湖仅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10年时间，就下降2.5米左右，年均下降20—30厘米，导致了天然林的枯萎和植被退化。
　　2．人口增加，需要燃料随之增加，引起对天然林的大量砍伐破坏。敦煌没有其它燃料能源，历史上人们一直将这里的天然林作为主要的能源基地。因而，人口的多寡就直接影响着天然林的生长。敦煌的人口，从汉武帝建郡，直到极盛时期的唐代，亦不过三万多人，至1949年，全县人口也只有36995人，而到了1980年就增至11万多人，增加了近三倍。据调查五口之家一年需燃料2000—2500公斤，全市一年共需柴4000—4500万公斤，而天然林每年的出柴量约3000万公斤，采伐量大大超过了生长量。因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对天然林的砍伐破坏也就越演越烈，砍伐破坏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20年间。据1983年调查，这一地带的1197000亩天然林，除西湖马迷免以西交通不便，才使其中20万亩免遭破坏，其余的295000亩和北湖45万亩、东湖252000亩，几乎全部砍光，遗漏的几株散生胡杨也是残不成林。
　　3．无计划放牧，烧荒开地，打草造粪，和过量挖甘草，造成天然植被大面积破坏，这一地带生长有几百万亩的天然牧草，种类主要有芦草、骆驼刺、甘草、罗布麻、水草等，是敦煌的主要畜牧场，生长茂盛，复盖率高。解放以来牲畜不断增长，由1949年的29300头增长到1980年的94408头，而对牧场却无管理、无计划。由于西湖马迷免以西路途较远，大部分都集中在马迷兔以东放牧，因载畜量过大，再加烧荒开地、打草造粪，草场退化，牧草基本停止生长。同时七十年代以来又对甘草进行掠夺性的挖掘，象西湖后坑子以南约500多亩生长茂密的甘草，到了八十年代几乎全部挖光，北湖、东湖的已基本绝迹。
　　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必然要导致生态失去平衡，改变这一区域的自然状况，这不仅使残存的汉、晋长城、古城、屯戍遗址又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也造成了整个敦煌绿洲的环境恶化。
　　1．沙漠和荒漠化加剧。随着这一区域植被的破坏，唇亡齿寒，不仅外围的沙漠扩大，不断蚕食绿洲，而且失去植被保护而裸露的土地，在风蚀、洪积作用下，有的吹走表土，成为光板地；有的土壤受到剥蚀，地形破碎；严重的被风蚀或冲刷成一米多深的槽状沟，和百余米长的洪水沟槽，砂石淤积，逐渐形成寸草不生、沙石浮盖的砾质地和沙丘地。而那些已经是支离破碎的长城、烽燧、古城等屯戍遗址，在平地上的，逐渐被流沙掩埋；风蚀台地上的，也由于风蚀、洪积而逐渐剥蚀、濒临倒塌，或已从地面上完全消失。再如党河下游汇入疏勒河的三角洲一带，原来是纵横交错的河网和茂密的天然林，现已完全变成了沙漠化土地，经过这里的公路，有风便有流沙淤路。
　　2．泉、泽退缩、枯竭。这一区域的泊、泽成群分布，又加历史上河床的多次摆动，河道的低洼处往往发育为河道湖，河尾又形成大面积的终端湖，汉唐代记载的泉、湖、陂、泽就达20处。随着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泉泽、陷落洼地水的面积逐渐退缩，有的地面裸露，土地变干，盐碱析出，严重的析出硫酸盐，形成厚度不等的芒硝层。如汉晋以来就起汇集、调节这一区域水量作用的哈拉湖，唐代时水面为“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27。到四十年代还是“水面颇宽，周围近五、六十里”，现在却变成了盐碱滩，仅局部洼地尚有小面积盐沼分布。
　　地下水位大幅皮下降，已危及到整个敦煌绿洲区域。如位于敦煌市城南五公里鸣沙山北缘的月牙泉，因其形酷似新月而得名。四周沙山环抱，独居沙海两千年不涸，实为罕见，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游览胜地。地势上，月牙泉是被流沙埋藏的党河古河湾残留湖之一，从地貌上看，为党河冲积——洪积扇的溢带部位，是地下水的天然积水洼地，直接受自西向东流向的党河河床及渠系的渗漏补给。然而，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泉水也急速下降，1980年与1960年相比，泉水面积由14880平方米，减至6540平方米，平均水源已由4.5米减至1.1米。这个在汉、唐就被誉为“绵历古今，沙填不足”的月牙泉28，现在已濒于干涸。
　　3．水文地质状况急剧恶化。整个敦煌扇形平原地下水的一般变化规律是：由山麓洪积——冲积扇形倾斜平原到扇缘地带，水位由深变浅，而矿化度由低变高。因而，处于两河下游流域扇缘地带的水文地质状况，对于地下水位变化的影响特别明显，而地下水的变化与地貌、地质和径流条件密切相关。由于这一区域植被破坏，地面裸露，失去了储存水分的中心29，再加地下水不断下降，致使运流条件越来越差。地下水流动缓慢，消耗于蒸发，加剧了地下水的浓缩，矿化度成倍增高，水质恶化，土壤中盐分上升聚积到上层，土质越来越差，使这里大面积的土壤变为厚度不等、类别不同的盐土层，不仅寸草不长，而且幸存的植物也逐渐枯死。
　　4．气候反常，造成了整个敦煌地区的干旱加重和风沙危害加剧。由于这一区域自然植被大面积破坏，改变了敦煌地区的下垫面状况，降低了空气的温度，减少了成雨条件，破坏了局部的水分循环，导致了降水量的减少，干旱逐年加重。据气象资料反映，1938——1978年平均降水量，由前20年的43.4毫米下降到后20年的36.15毫米，而蒸发量却由1950——1956年的2320毫米上升到1977——1981年的2519毫米。
　　再加敦煌在高压气流控制下，冬季盛行偏西风；4—9月日照时间长，温度回升迅速，蒸发旺盛，又盛行偏东风，地处戈壁沙漠中的敦煌绿洲，在失去天然林屏障保护的情况下，大风起时，通行无阻，往往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据气象资料反映：七十年代八级以上大风，年平均比六十年代增加了五、六天，沙曝日增加了三、四天，风速由每秒2米增加到每秒2.4米。仅据1975年7月17日，1978年3月18日，1981年6月10日三次大风统计，敦煌市农作物受害面积达11万亩，损失粮食一千多万斤，给人民的经济和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失。另外，随着大风的增加，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北面的沙山边缘沙丘，由固定变为流动，对古代的珍贵遗产造成威胁。
　　从敦煌汉晋长城、古城和屯戍区域之变迁，可以看出，从古到今，敦煌的自然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绿洲面积日趋缩小，环境不断恶化。这都是由于人类在改造大自然的活动中，破坏了生态平衡而造成的。
　　因此，我们只有尊重科学，“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才能使生态平衡向良性发展。1981年开始，敦煌市政府宣传和贯彻《森林法》，制定了各种林木管理政策，严肃处理乱砍滥伐事件，全面封育天然灌木林，保护天然植被，并通过多种方法为农民解决燃料问题。经对封滩育林的植物几年精心管理，天然林和植被又开始恢复了生机，覆盖率不断提高，一些正在荒漠、沙漠化的土地得到了控制，绿洲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敦煌得到了明显的生态经济效益。
　　敦煌汉晋长城、古城、屯戍区域之变迁，保护和破坏自然资源之得失，为我们证明了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30保护生态平衡的基本一环，就是要保护并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的物质保证，是长远根本的经济效益。
　　（本文承蒙敦煌市农林局、科委、计委的有关同志提供数据资料，谨此表示感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1.《汉书·地理志》
　　2.《汉书·武帝纪》
　　3.《汉书·赵充国传》
　　4.吴礽骧等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甘肃人民出版社。下文所引汉简均见该著。
　　5.《河西志·汉代农业》
　　6.徐乐尧、余贤杰《西汉敦煌军屯的几个问题》，《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4期。
　　7.小方盘城，史学界一般认为即汉玉门关，现有的学者认为玉门关址位于马圈湾遗址以西，小方盘城为玉门都尉府治所。
　　8.《史记·大宛列传》
　　9.《后汉书·西域传》
　　10.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县文化馆《敦煌甜水井汉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5年2期。
　　11.《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桑钦说。
　　12.《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13.《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14.《魏书·袁翻传》
　　15.27.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
　　16.《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
　　17.S5448《敦煌录》
　　18.20.《凉国夫人重修北大像记》，松本荣一《敦煌画之研究》图录，第224图。
　　19.录文参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
　　21.关于这一时期敦煌种植林业的情况，郑炳林先生《唐五代敦煌种植业研究》一文，已作专题论述，兹不赘述。
　　22.《寿昌县地境》
　　23.向达《西征小记》，《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4.25.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
　　26.28.阎文儒《敦煌史地杂考》，《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第五期，1951年5月。
　　29.《辛氏三秦记》、《元和郡县志》
　　30.《荀子·天论》